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暗器 // 吕虎平

吕虎平(1973年~ ):陕西作家协会会员,西安市首批签约作家。现居成都。出版散文集《棉花》《吹进院墙的风》《散碎阳光》《篇十二》,诗集《镜与像》,长篇小说《单面人》等。作品收入《2010年中国散文年选》《稻草人的信仰》《九十九极》《九作家散文选》《中国散文名家散文精选》《我的恋爱》等多种选本。曾获西安市百名骨干艺术家荣誉称号、首届《手稿》散文奖、《十月》《延安文学》联合征文散文奖等。
TA的作品

[散文] 驶过记忆的火车

    

   

1

 

还得从我爷爷的死说起。爷爷死于胃癌,确切地说,是他忍受不了癌症的折磨,选择了自杀。他把自己像抹布一样,悬挂在大队磨房的横梁上。

磨房曾是我家的祖屋,爷爷亲手搭起的挑檐式四间大房,被抄家没收,归集体所有。爷爷是个倔强的人,死也要死在自己搭建的屋中,而且,睁圆了双眼,把房中的一切,盯牢了,盯死了,像一枚铁钉,攮进肉里,刻在骨头里。爷爷的脚下是踹坏的方登,那是大队的公物。公物不应遭受侵犯,尤其是一个戴“高帽”的地富分子,用于自杀这样的目的。骂骂咧咧的队长看都没看爷爷,一脚踹去,使本来已坏的方凳,一下子散了架。 碎片稀哩哗啦,在地上翻滚,最终被大房正中一搂粗的松木柱底座豁开,像快艇豁开的水浪。

看磨坊的是个鳏夫,这个时间他虚掩了门,在磨坊隔间午睡。爷爷说他出去一下,祖母问,出去干啥?爷爷只是摆了摆手,从柴房抽了一根麻绳出了门。看着直挺挺挂在房梁上的爷爷,祖母捶着双腿,骂他是个糊涂的人。对爷爷的一生,祖母用了“糊涂”这个词,我不以为然。爷爷本是个精明人,这一生怎么会糊里糊涂?在我并不完整的记忆中,爷爷给了我最原始的艺术熏陶。我之所以喜欢秦腔,跟幼时常随爷爷看戏有关。在那个年代,除了看真人演戏,没有其他娱乐项目。偶尔也有电影看,就是几个样板戏。细柳镇有自己的乡剧团,各村有各村的自乐班。唱的是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,偶尔也唱《窦娥冤》《状元媒》《三滴血》和《十五贯》之类的传统名剧,但这往往是谁家有红白喜事唱自乐班时,才偷偷地唱。我不喜欢老生的哇哇呀呀,也不懂青衣的幽幽怨怨。在整场戏的大部分时间,我都是爬在爷爷的肩膀昏昏欲睡,一旦丑角出场,我立马来了精神。我对秦腔的兴趣,从丑角开始。社会是一个大舞台,有老生,就有青衣,有正旦,就有丑角。人在江湖,扮演着各自的角色。

爷爷的自杀,不仅仅是因为癌症,主要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爷爷的目标从曾经的高高在上,一下子降到生活的低处。一个腰杆硬朗的人,在温饱问题上,在生存问题上,变得很近、很鼠目寸光。他被饥饿绑架,软弱的胃,像被施了魔咒,只能向它抵押自己的灵魂。不仅仅是爷爷,在大饥荒年月,更多的人,把灵魂抵押给它。

爷爷死后,祖母随叔父迁居武汉。

 

2

 

第一次听说火车那年我七岁。在学堂里稀里糊涂坐了一天,我被大姐喊回家。大姐说,老家来人了。老家远在蓝田猿人遗址的公王岭下,很小的时候我随父母回过一两次,那时,我还少不更事,只残留下碎片似的印痕。老家来的是堂哥,大伯父的儿子。其实,他也不是从老家来,而是来自西安钢铁厂。说是老家来人,仅仅是关系的指涉。

就像打开一卷被风掀动的经书,记忆时而被藏在隐秘的洞穴,时而又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。那天中午,阳光火辣辣的,我跟随大姐往家赶。太阳烘烤过的碎石路面,被巷中人泼上井水,蒸腾起滋滋啦啦的暑气。我不顾燠热难耐,兴冲冲地跑回家,一进家门,看见一个挑夫挑着一担柴,自说自话地进了厨房。我以为母亲在厨房,跑进去一看,只有灶膛里烧着火,锅里的水泛着热浪,腾起滚滚水雾。我对着挑夫说,谁叫你进来的,出去,出去。挑夫将肩上的担子放下来,露出啼笑皆非的神情。他撩起衣襟扇了扇,不知是扇凉,还是扇滚滚的雾气。大姐说,快叫哥,老家来的大哥。

记忆显得紊乱,像潦草的秸秆。那天,好像一家人坐了下来,说起堂哥要带我去武汉的事。祖母迁居武汉,我好久未能见到她了。这次堂哥出差,祖母捎话顺便带上我。去武汉,能坐火车,能吃白米饭,更能见到日思夜想的祖母。我把这消息告诉给小伙伴,小伙伴又告诉给其他人,很快,几乎整个村都传开了。一件很小的事,在这个村子,就成了搅动村庄的大事件。然而,一切都成了泡影,或者,本来就是在我虚幻的经历中的虚构、假想,它让我误以为是真实。好像堂哥打算在我家住一宿,第二天一早带我直奔火车站。傍晚的时候,堂哥却被同事火急火燎地接了回去。来人说,炼钢车间流水线出了问题,停工了,厂长让堂哥尽快回去拿主意。来人开了一辆吉普车,这在乡下让人羡慕。村人朴质,像河里清澈见底的水,不虚假,不做作。那场景多年后想起来已经恍若隔世,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邻居纷纷挤进我家时的热闹。堂哥担任西安钢铁厂总工程师,这让我在同学当中最为自豪。那个年代,工程师是多么稀罕的称谓,何况是总工,以至于多年后,写《我的理想》,就是等我长大了,做一名像堂哥一样的工程师,修造世界上最大的火车、轮船。当然,我也有遗憾,失望,甚至恼怒,本来有一次坐火车远行的机会,就这样与我失之交臂,擦肩而过了。

日子像一团毛线,扯出线头,就在地上翻滚,或者,氤氲成模糊的轻烟。那天,堂哥离去,已经夜深,只留下几位近亲,坐在炕头说话。远处传来火车低沉的汽笛声,紧接着,隐隐的震颤渐渐推进到脚下,整个房子发出嗡嗡的颤音。我相信,那是一种极为有力的东西,从遥远的地方,撼动我脚下的大地。

 

3

 

从小到大,我很少见到堂哥。1986年冬天,我再次见到堂哥,他竟然变了人样,原先高大帅气的他,突然像是从工地刚刚爬出的民工,人瘦得像一把干柴,个子似乎也矮了下去,眼睛不聚光,缺乏灵气。我不知为什么?问母亲,母亲不说,从母亲的表情,我感觉他们我隐瞒了什么。后来,我知道,是因为堂嫂。堂嫂叫秀华,经媒人介绍与堂哥认识。那个年代,没有什么自由恋爱,媒婆牵了秀华的手,走进堂哥的单身宿舍,她就成了我的堂嫂。一次去堂哥单位,许多人都夸秀花嫂长得俊,像林青霞说得堂哥心里美滋滋的,脸上泛着得意的红光。堂嫂过了门,话少,有时自言自语,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伯母有些担心,私下里留了意。有一天,她发现秀华嫂没事的时候,总要给河里扔石子,说是给鱼宝宝虾宝宝喂吃的。伯母说,鱼虾不吃石子。秀花嫂却争辩,硬说鱼虾吃,伯母心头掠过一丝隐隐的担忧

堂哥发现秀花嫂有些不对路的时候,她已怀有身孕,生米煮成了熟饭。伯母讨嫌她,拿脸色给她看。堂哥一直想把秀花嫂送进精神病院一段时间,因为伯母不是很同意,也就没了下文。其实,绣花嫂不是精神病,是抑郁症。在那个年代,人们还没有这个概念,把精神异常的人,都称为精神病,也就是疯子。堂哥想,等一段时间,等她生了孩子一定带她去看病。可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,秀花嫂生了孩子,伯母说啥也要将她送回娘家。堂哥因为做钢厂总工,平日忙多闲少,不能常常在秀花嫂身边,觉得送回她娘家也许是更好的选择。毕竟秀花嫂不仅是妻子,而且还是母亲。看不到孩子,秀花嫂精神崩溃了。尽管有她娘家人照顾她,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,她总能在家人转移视线的时候,就跑出去了。有一次,她母亲方圆两三里都找遍了,也找不见人。正在着急不知怎么办呢,有邻居跑来告诉她,秀花嫂在护城河边拉住每一个经过她面前的男人,撩起上衣让吃奶。大部分男人会被她的举动吓跑,也有无耻的想要占便宜的男人,想拉着秀花嫂走。邻居拉她回家,她托着满是乳汁的乳房非要邻居吃。邻居尴尬羞愧,赶紧回来让她母亲去领人。她母亲去了,有人告诉她秀花嫂被一个男人带走,往火车站方向了。她娘家人张罗着四处寻找,堂哥也请了假,拿着照片,在火车站逢人便问。过了一个礼拜,堂哥回来了,一个人,面目全非。伯母说,儿啊,凭你的条件,再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没问题。堂哥只是懒懒地叫了一声妈,就躺在从前他和绣花嫂的婚床上。差不多睡了两天才醒来,醒来后他到厨房找来剩饭剩菜,开水泡了,吃了,然后,上班去了。

 

4

 

“呜—呜—呜呜—”长长的嘶鸣,从遥远的地方传来,低沉而有张力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我并不知道那是火车的鸣笛。在乡间,更多的人不知道那声音来自何处。邻居大爷说,是土牛在哀嚎。土牛就是土行孙,是《封神榜》中的一个神仙。我有些疑虑,难道上古时代的神仙,化作神奇的怪物,在脚下挖洞,穿山。作为孩子的我,难免胡思乱想,难免心慌惊悸,难免在深夜被呜呜的鸣笛,惊醒睡梦。

又一次被惊醒,是在乡村露天电影场。那天,我和小伙伴挤在麦草垛上,呜呜的鸣叫,如雷动,如狮吼,如虎啸。我睁开惊悸的眼睛,只见眼前浓烟滚滚,一列长长的火车,冒着滚滚烟雾,从镜头远处向我驶来。这是根据刘知侠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改变的同名电影,已是我看过好多遍的电影。正是这部电影,成为我对火车原初的、时光深处的朦胧记忆。有一部电影,好像是《秘密图纸》,或者是其他,我实在记不清了。特务在火车上安放炸弹,让人惊悸。火车轰鸣着,滚动的车轮不断加速。观众发出了唏嘘声,人们在搓手,骂公安干警笨蛋。有人按捺不住,大声喊,快啊,快啊,就剩20秒了,就剩10秒了。其实,这是所有类型片的艺术手法:生死时速。

说实在的,目前,国产片尚未出现一部我心目中的经典,相比较而言,姜文的《让子弹飞》还能吊起胃口:几匹马拉的火车,加之老戏骨葛优的出演,一开场就产生了极强的戏剧效果。应该说,《让子弹飞》并非一般的喜剧,它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。当然,姜文在这部片子中,用力过猛、过狠,便多了作的痕迹。

有一部灾难片,是德意英联合拍摄的《卡桑德拉大桥》。一座即将坍塌的大桥,一列飞驰的列车,被人为地封闭并将其引向死亡之地。灾难片往往都有一个时间上的死限,它也许是一颗正在读数的炸弹,也许是快马加鞭的最后一分钟营救,也许化为一个赫然在目的数字与时间的争分夺秒。与所有的灾难片一样,生与死的矛盾必定以邪不压正的结局来解决:终于,抢在列车开上大桥前,旅客炸开了厨房,部分车厢与机车脱轨。无疑,这是一部经典的灾难片,灾难的情境显然来自文学的传统和巴赫金的对话关系。最直接的作用,更是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小说《鼠疫》:一种快速传染的病毒、一个封闭的空间,死亡威胁下人人自危,一个极富人道主义精神和性格魅力的医生,坚毅地面对一种荒诞境遇下的灾难和恐慌。

另有一部美国大片《源代码》,它不算经典,但我喜欢。杰克·吉伦哈特扮演的柯尔特·史蒂文上尉以指令程序形式,返回爆炸前的8分钟。这不是穿越时空,只是时间的重新组合。影片的最终部分出人意料,由悲情转为喜剧。8分钟的最后一秒不是人生的终点,而是新的开始。原以为只是重现记忆,却创造出一个新世界,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平行世界。

想起《源代码》,我自然想起《新干线大爆炸》,虽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。我在电子市场偶然淘到这部电影,是高仓健和宇津井健两位日本教父级男性的巅峰对决。同样是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,列车上有一枚炸弹,只要列车时速减到80公里就会爆炸。这是死亡之地的生死时速,当然,像所有的惊险电影一样:炸弹被拆除,列车安然无恙。

 

5

 

因为电影给了我更多的意向,让我无数次以我的想象,在地上、墙上,用树枝画火车,以无限延伸,展示我心目中的火车。我曾以弱小的身躯,以垒积木的方式,搬动我家所有能搬动的东西,比如,一袋面,半袋米,十几把椅子,七八个方凳,一把铁锨,一柄锄头,祖母的枕头,排成长长的蛇形。还要有一截竹筒——火车的烟囱;一个风箱——火车的锅炉。然后,坐在小凳子上,嘴里发出“呜呜呜”的鸣叫,或者,唱起那个年代的流行歌:“车飞,汽笛响,火车向着韶山跑。” 

有些记忆是抹不掉的。我看到我家后院的柴房,有一张案几,竖着一个写着字的木牌。木牌的前面放着一盘馒头、一盘水果、一盘点心,还有一个青瓦的香炉,雕刻着九只龙头。香炉里放着黄色的小米,插着三支香,冒着袅袅青烟。这是我偶然发现的,我差点告诉我一同玩耍的小朋友。当我拿了一只苹果,跑出仓房,却被母亲惶急地拦住了。母亲的行动得偷偷进行,不能让任何人看见。我看见了,没有放在心上,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却没能忘掉。母亲思量着把我送回老家,以免造成大麻烦。母亲说,孩子的嘴,把不住门。母亲说这话的时候,我隔着厢房的门帘听得仔细。母亲的声音低沉,偶尔还有叹息,父亲也有怨怼,怪母亲不仔细。父亲正抽烟,我听到他将烟锅在鞋帮上磕了磕,下了决心说,行,送回去吧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火车。事实上,我见到的火车,不是我想象的火车,干净的外表,绿色的车皮,没有烟囱、没有燃烧的熊熊火焰。我觉得它名不副实,没有火,何以称火车?站务人员手持竹竿、柳条,当空摇晃着、挥舞着、谩骂着。好不容易挤过了进站口,上车成了问题,人挤人,行李挤人,车门挤人。有人侧了半张脸,有人干脆从别人的腿股间爬上去。有人拽了车门,行李被卡在后面,人悬在那里,上也不是,下也不是。世俗的日常,在火车狭长的空间,变得更加日常,一切在这里隐藏,一切又也在这里呈现。父亲挤上了火车,我却被落下了。父亲下来找我,车门关了。一声长笛,火车启动了,父亲蹲下去,抱了头,揪着自己的头发。

过后我才知道,为了那两张卧铺票,父亲动用了许多关系。在二十世纪中晚期,卧铺票是多么美丽而光彩的字眼,闪烁着幸福和地位的光芒,它把人从硬座车厢拥挤不堪,难以插足的人身肉林中解放出来,放在干净舒适的宽松之地。有一年,朋友托我买张卧铺票,我找了各种关系,才搞到一张批条。我又像做贼一样,与人约在晚上八点,在解放路一条背巷,借着昏暗的路灯,附加了30元手续费,才拿到票。当我兴奋地告知朋友,得到一句,找别人买上票了。那个年代,火车票非常紧俏,没有拿到票之前,谁的是虚的,谁都会做几手准备。遍地撒网,广种薄收。听到朋友的话,刚才的成就感瞬间变成恼怒。紧接着是提心吊胆。因为我需要赶往车站,去卖掉它。本来已亏了30元,若在退票窗口,还要交退票费。我希望卖给其他旅客。卖给谁,怎么卖,会不会被当作黄鱼抓起来?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。尴尬、恼怒、胆怯,交替在我脑海闪现,我暗暗发誓,若再帮别人买票,我就是孙子!

 

6

 

在这个世界上,我最早听到低沉而有力的声音,是火车的低鸣,而且,我相信,我听到的仅仅是声音的一部分,更多的声音被风、空气、田野和树林消解了。

几张寻人启事贴在售票厅门口,或者是门外的廊柱和广告栏上,黑乎乎的字体,模糊不清的照片,指示着一个在人流中消失的人。在车站,一个人的消失是极平常的,他们大多外地,在某一个站下了车,从此就消失了。这些人的照片有些雷同,目光呆滞。长期的,或者偶然的,与我们不完全一样。偶尔也会有一张,显示其是正常的人,到这里下车后就再也没了音讯,他们的家人因此焦灼、惆怅,深受打击。

看着那些黑乎乎的照片,想起了我曾经的经历。父亲带我去武汉看望祖母,那是我真正意义的乘火车。我的诗歌中,无数次写到火车,源于那时的感觉。那天早晨,收拾好简单的行李,母亲又给纸箱里依次装上一袋核桃、一包红枣、几斤玉米糁。祖母迁居武汉,父亲难得在身边行孝,母亲希望多装点东西抵孝顺。在汉口站,我和父亲走散了。在这个世界上,似乎有一种东西,在阻碍着失散者和寻找他的人。那天,父亲被一个人拽着,非得让上他的车。也就在我因为好奇新鲜,四顾张望的瞬间,父亲从我的视线消失了,或者说,是我从父亲的视线消失了。要不是一位好心人带我去广播室,我可能也会被父亲将照片贴在廊柱上,同样是黑乎乎的照片,同样是家人的惆怅和焦灼。

武汉于我仅仅是一个地名,一个词汇,一个我陌生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在中国地图的心脏,具体丈量,稍有偏南,还有一座大桥,横跨长江,它让我想起一首童谣:“天上星,亮晶晶,我在大桥望北京。”更多的是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给了我很多想象的空间:满目湖荡,遍地鱼米。谁知,我与武汉方式接近

 

7

 

对我来说,儿时的记忆,也许最幸福的体验,就是寒冷的冬天,坐在“咣当——咣当”晃动的火车上,去往遥远的地方。

在我九岁那年,家中发生了两件大事。那年夏天,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,浑身酸困无力,肤色蜡黄,严重时头晕呕吐。查不出病因,医生担心传染,我因此辍学。对我来说,离开学校并不是什么痛苦的事,在学校里,没人愿意跟我在一起。他们又红又专,闪闪发光,而我只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。某种程度上,我的童年是在孤独的田地里自由遨游。很少有人关注我,或者知道我在想什么,我也从来没有与人交流的欲望。多年以后,我才发现自己孤独郁闷的时候,是多么需要一个人坐在对面倾听。但在少年时代,我根本无此需求。辍学的那段日子,我待在家里。母亲在厨房为我煎药。那段时光,空气中总是漂浮着中草药清苦而清冽的味道。

就在我回家养病的那段时间,发生了第二件事。一天晚上,大队的磨坊,也就是收归公有的我家四间大房着火了。干柴烈火,烧得整个天空红彤彤的,像被烧灼的云彩。为此,队长带人来我家,逐个训话,寻找纵火者。因为磨坊曾是我家的财产,我家的祖居,队长自然把我家列为第一怀疑对象。母亲怕我遭罪,借着我辍学,想把我送回蓝田老家。就在家人为我悄悄收拾行李,即将出行时,我的病奇迹般好了。

在六七十年代,我们的生活只有一种颜色,人们渐渐忘记了还有另一种颜色。我们的叙事似乎也只有一种方式,忘记了还有多种多样的叙事方式。火车作为交通工具,类同于马车、汽车、轮船和飞机。但我始终认为,火车是生活最为敏感的神经。如果说,公共汽车是一座小小的庭院,那么,一节节车厢连缀起来的火车,就是一个纷繁的社会。近三十年间,火车不断发生新的革命:蒸汽机车退出我们的视野,高铁时代已然来临。

前不久乘火车,发现火车外表换成了白色的烤漆,蓝色的腰线,快速跑动时,像一条飞动的白龙。 正是冬日,我出差山西。车过黄河,突然下起了雪。纷纷扬扬的雪花舞动着各种姿势,或飞翔,或盘旋,或快速坠落,消失在大河谷。那一刻,我异常沉静。

 

8

 

也许是灵魂深处潜藏的情感共鸣,也许是因为我与祖母内心暗暗的共通,前一晚刚刚做了奇怪的梦,第二日就收到祖母病危的电报。几位亲戚聚在一起,摆满了一桌热腾腾的菜肴。突然接到电报,一桌宴就这么散了。

我和父亲匆匆赶往武汉,没见到祖母最后一面,我们抱回了祖母的骨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农村依然实行土葬,父亲不能接受火葬的事实火车发出凄厉的呜咽,父亲一路上呆呆地望着骨灰盒出神。父亲不善言辞,他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沉默。车到孝感,天空飘起了大雪。车窗外,漫天飞白。白霜笼罩的窗玻璃,犹如巨大的幻境,为我概括着南方的冬天。雪下得那么大,白花横扫天下,犹如大地贫血,或时空的追悼会。那时我已养成记日记的习惯,火车上,我写下几行似懂非懂的诗句:天已经黑了/我的良心犹如洒落的盐/远方空茫/一个人从自家门前逃离/却无家可归。

卧轨自杀,是后工业时代发展的产物。一天早晨,有人发现一具尸体挂在铁路桥上。从被撞得血肉模糊的尸身,依稀能辨别出一个人的特征:男性,五十岁到五十五岁,枯瘦,头发蓬乱,长至颈部。右手残疾,断有食指。死者被拍了照,照片贴在电线杆和车站广告栏处。最能代表特征的右手,指涉死者身份最大的可能。有一次,我去朋友家,朋友的小儿子抱着一辆电动玩具火车闯了进来。朋友把他抱了出去,转眼间小家伙又溜了进来,嘴里时而发出轰轰声,时而发出嘟嘟声。玩具火车从我脚边经过时,我突然感到地板在震颤,杯的水随之微微颤动。紧接着,我听到屋外一辆重卡车轰然驰过,吱嘎一声停在街口,半空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叫声。我正欲起身向窗外探望,朋友说,没事,是个疯女人,每天站在路边拦车。朋友接着说,这个女人原本不疯,去年中秋节,她的儿子骑车过马路,被一辆疾驰的拉土车撞飞。打这以后,她就疯掉了,无论刮风下雨,都会站在路边拦车。起初,邻居们还同情她,劝她,她不听,拽她,她不走,时间长了,大家有些厌憎,也就漠然了。再去朋友处,问起那个疯女人,朋友说,别提了,有淘神的孩子指着不远处的火车道,告诉她,她儿子是被火车撞上的。结果,她去拦火车,被火车撞飞了。她不知道火车力量有多大,把人撞出去,砸断了一棵碗口粗的树。

爷爷自杀于上世纪60年代末,祖母病逝于70年代末,再过10年,一个叫“海子”的诗人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。他否认了前五次遗书,最后只剩下两句话:“我叫查海生,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。” 那天,我正在大学的操场打球,一位诗友从西北大学赶来,他找到我,哭丧着脸说:海子自杀了,卧轨自杀。我问谁家孩子自杀了?诗友怒目圆睁,他对我出离愤怒。我不以为然,那年月,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关注,一个诗人的死,微不足道,一场大风,便吹得无影无息。

 

9

 

我们,更多的人,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喧嚣,往往与西方油画上的静物不是一回事。世界上更多的事物并不仅仅由花草构成,寂静的画面,仅仅是为了装饰枯燥、贫乏的日常生活。

我带着五岁的儿子,从西安到兰州,去看望岳父母。车过天水,已是凌晨,原本寂静的夜,却被这刺耳的鸣笛打破。这是去兰州途经的一个大站,我看到拥挤的人群、奔跑的人群、抱怨的人群、愤怒的人群、忧郁的人群,他们带着各自的表情,蜂拥而来,像泄闸的洪水。做生意的推着小车,有方便面、矿泉水、烟卷,还有卤鸡蛋和德州扒鸡。我对火车上的东西一向心存疑虑和拒斥,虽然孩子有些饿,但丝毫没有挑起我购买的欲望。邻座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,拽着一只德州扒鸡,两手一掰,一撕,狼了起来。卖扒鸡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,胳膊黑得像抹了桐油,肩膀上纹着一张牙舞爪的龙。他好像故意似地,对着儿子喊:“扒鸡。香喷喷的扒鸡,正宗的德州扒鸡!”儿子望一眼卖扒鸡的,又望一眼邻座,哇一声哭了起来。我曾经给孩子讲过叶公好龙的故事,每次看到龙的画像,儿子就害怕。我灵机一动,指着小伙子的纹身吓唬他他急忙缩进我怀里,再也不提吃扒鸡的事了。看来,恐惧往往能狙击来自外部对一个人各种各样的诱惑。

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,最容易犯困瞌睡,不知不觉,我又睡着了。再次醒来已接近清晨,虽然没有睁开眼睛,但我能感觉到车窗外透进来的橙色微光。我一动不动,希望睡意能够再次来到,好返回刚刚中断的梦境。梦里是咖啡馆门口那条窄窄的甬道,春天刚刚到来的样子,两边的樱桃树卸去冬装,疯狂地绽放出粉色的花蕾,即使在梦境中,我也能感知空气里馥郁的芳香。我大概在上班的路上,心里充满被梦境放大了的喜悦。我加快脚步,能听见自己的喘息声。其实,一旦睡醒,我就再也不能回到梦中了。再美好的梦,都是难以重复、难以复制。六点钟,车到夏官营,火车需要片刻停留,好像是等待进站的指令。我摇醒儿子,告诉他,马上到兰州了。孩子第一次坐火车,感到好奇,晚上睡得迟,早晨起不来,我捏了捏他的鼻子,这才睁开惺忪的眼。

火车上有偶遇,也有奇遇。两个同事外出讨账,一个人在火车上黑了所有钱款,欲嫁祸于另一位同事。我曾在去汉中的火车上,见到了小偷。凌晨两点多,鬼鬼祟祟翻乘客的包裹。我刚想喊,却被同事拽住了。还有一次,在去郑州的火车上,遇到了抢劫团伙。四五个人,戴着黑色头套,拿着刀棍,这场景我只在警匪片中见过。没想到,现实中我竟然能遭遇。这些经历已经过去十几年了,想起来后背发凉发怵。当然,火车上也有温馨、也有恋情。一对男女,因为几句搭讪成为恋人。前苏联电影《两个人的车站》将这样的情感演绎得恰如其分。

 

10

 

我想挣扎着醒来,这个过程,似乎很长。

我看见窗外透进强烈的光,如同在晴日正午的阳光下,热烈而刺激。我对着自己喊,起床了。可是,怎么也无法睁开疲惫的双眼。我感到了一阵又一阵的震颤,是有节奏的震颤,有规律的震颤,宛如爆炸般的震颤,接着是剧烈地摇,好像一个人推着我狂奔,我似乎睡在一个不规则婴儿车里,车子在一个下坡失控了,一路颠簸着向前,冲进一片黑暗中。这是一种焦虑,让我误以为乘着摇晃的火车,奔走在旅途。近代人发明了火车,应该说方便了人们出行,然而,多数人并未感到方便,而是显得更为焦虑和恐惧。焦虑是现代城市的流行病,谁没点焦虑,仿佛与滚滚向前的时代脱了轨。一个同学因为抑郁症,拉开狂奔的火车窗,跳了出去,这又是另外一种焦虑,是一种新的社会病。

在车轮滚滚的瞬间,乘客仿佛在电影中,有时是一个镜头,有时是一组画面。这些片段是流动的、堆积的,生活便成了过程。每次出行,火车都有其目的,若不能抵达,便是无谓的奔走。很多时候,踏上列车,我的感觉开始错乱,吃不准一脚踏进的是过去,还是现在。在过去年代,年轻人被命运的力量打散,被火车承载到四面八方,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,这是时代的烙印。现在,更多的人被火车载向他乡,又在某一天被载回来。整个中国都被火车拉着走,谁也不想被落下。

休谟说,如果没有记忆,我们永远不会有因果关系的概念,因而,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也将不复存在。关于火车,每个人都有着太多的记忆,这是整个中国的记忆。一个是成长的记忆,一个是生活的记忆成长的记忆,因与火车之间的链条,使生活的记忆,走向更加遥远的昨天与火车相关联的往事,与现时成为一种缅怀与参照。

有一天,我穿过田野,站在穿越乡村的铁道线旁,时间似乎静止,呼吸似乎减缓,对于我,这永不消失的时间宛若我的前世今生。我看到了涵洞,感知到远方传来震颤的力量。这是奔走在乡间的火车,在某个特定的时间,摇晃着大地。这里离我的村庄何其近,又何其陌生我从来没有时空抵达的区域。

人到中年,客居异乡,对我来说,心里总有隐隐的痛,也有莫名的不安我的不安,也许是一种预感。那天,我与几个朋友小坐,推杯换盏,把酒言欢。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,催促我回家。母亲说,堂哥病危了,希望我送他最后一程。火车已经不能满足我对时间的需求,我看了看表,还来得及乘坐最后一班赶回西安的飞机。一场欢宴,因我的提早离座,显出一阵潦草慌乱。当然,即使不是因为的我的原因,这场宴席终究要散,是啊,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