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页 > 专题专栏 > 暗器 // 吕虎平 > [散文] 折 腾

暗器 // 吕虎平

吕虎平(1973年~ ):陕西作家协会会员,西安市首批签约作家。现居成都。出版散文集《棉花》《吹进院墙的风》《散碎阳光》《篇十二》,诗集《镜与像》,长篇小说《单面人》等。作品收入《2010年中国散文年选》《稻草人的信仰》《九十九极》《九作家散文选》《中国散文名家散文精选》《我的恋爱》等多种选本。曾获西安市百名骨干艺术家荣誉称号、首届《手稿》散文奖、《十月》《延安文学》联合征文散文奖等。
TA的作品

[散文] 折 腾

 

 

 

穿过窄小,散发着腐气的街巷,进入这家省内有名的骨科医院。比街巷还要窄小的,是这家医院的空间,除了车辆,还是车辆,唯一的几棵树,还能证明,在夏天,这里曾经有几株绿意。它超越了树木本身的意义,为病区打开了一个可以呼吸的缺口。一辆辆车挤在院门口,摁着喇叭,门卫喊,没车位了,没车位了。

外甥说,舅,你先进,我去停车。得父亲摔骨折,心里不由一紧,嗓子眼燥热,烟熏火烤一般我不相信宿命,但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翻身爬起,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浑身湿淋淋的,是冷汗。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,早上就接到了大姐的电话。大姐说,父亲摔骨折了,高血压,大王镇医院不接收。我在青城山开会,请不开假,心里着急,大光其火,对着电话吼,为啥不送西安医院,送那破医院干啥!父亲已经八十一岁了,身体经不住这么折腾了。前不久,单位统一搞团购房,我排队遥遥领先,最终放弃了购房机会。毕竟是工薪阶层,手头不能太紧,父母年事已高,花钱的日子还多着呢。有人说,先买了,再卖掉,净赚二十万没问题吧事实上,不到一个月,紧邻楼盘的房子高出两千元的单价开盘。有人问我,后悔吧?是有些后悔,二十万,我得挣多久工资,牙缝里需要挤出多少碎银?接到大姐的电话,我觉得当初的决断没错,否则,怎么拿出父亲住院的钱

门诊排着长长的队,像股票疯长那阵子排长队的股民。不过,他们一个个带着红伤,还有的被家人用门板抬着来,看装束,是乡下来的。我怕见血,怕缺胳膊少腿的,这样的场景,让我着慌。穿过门诊楼,走进陈旧的住院部按照外甥说的地址,找到了父亲住的病房。母亲一只手摁着父亲插着针管的手,一只手正在抹眼泪。十年前,父亲骑车子摔伤了右腿,本来手术很成功,去钢板,父亲骑车子,再次摔伤,在原位骨折,没能治好,从此只能靠拐杖支撑日子。这次,摔伤了腿,拍片子显示,胫骨骨折,一块骨头完全断裂。父亲把怨恨甩给母亲,怪母亲十年前没有好好给他治。母亲恨得把牙咬得嘎吱响说你真没良心从你住院,手术,一直到出院,家里人守在跟前,一刻也没耽搁,一分钱也没耽搁。当时,父亲住在县医院,我那时上班还算事情少,能请开假,每天上午上班,下午去医院陪护。母亲租了一张床,天天陪护在父亲身边。大姐说,咱妈刀子嘴豆腐心,咱妈对咱爸心最重了。母亲哭丧着脸说,心重有啥用?说着说着就又流泪了。大姐没接话,给我使眼色,不让再说。我假装看父亲输液,其实在看母亲的脸色。我突然发现母亲脸上有淤血痂。我急忙问咋了?母亲说,你爸那老不死的,胡折腾人。我不知原委,没敢细问。我看到父亲平静地躺着,发出轻微的鼾声。大姐又给我使眼色,我跟了出去。大姐说,父亲昨晚疼糊涂了,做梦醒来,说母亲盼他死,说他难听话。母亲刚端了水,准备喂父亲,父亲一把抢过来砸在母亲脸上。

大姐问我吃饭了没?我说飞机上吃了点东西,不饿。昨天单位开会,走不开。大姐说,公家的事,不能耽搁。我们一边说着话,一边走进病房。父亲醒了,要抬手。母亲慌了神,急忙两只手过去,摁着父亲插输液管的手臂。大姐紧走几步,看到母亲摁住了,才对我说,父亲糊涂了,睡着了还好,一醒来手就胡乱抓,说胡话说是墙上挂了一个人,说是房顶有人喊他,说的人心里森得慌。右手几块淤青,是打针的时候,乱动,滚针了。你跟他说不能动,不听,还骂人。左手那个淤青,刚才重新扎的针。我说,这不是个办法啊,输一次液,几个小时,一直这样摁着?

父亲平时脾气大,这次住院脾气更大了,动不动就发火。当天晚上我陪床,一晚上都不能眨眼。一会儿说要喝水,一会儿说要撒尿,一会儿说要穿衣服回家,甚至要拆掉打在腿上的牵引,用手抓,把腿都抓破了,一道一道血印。同病房的人不能休息,我只能陪笑脸,人家说,没事。咋可能没事,门口病床的那个小伙子,一晚上被子蒙头,还时不时翻动身子,唉声叹气。

除了输液,监测仪的线路蛛网一般,缠绕着父亲的手脚和心脏部位。牵引扯起他的左腿,吊着,像受难的耶稣。《马太福音》关于耶稣受难有这样的描述:那些意图羞辱他的人,给他脱去衣服,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;荆棘编制的冠冕,戴在他头上;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,跪在他面前,戏弄他。唾沫吐他。拿苇子抽他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和十字架一样,荆棘的冠冕,反而成为耶稣的标志,成为他的荣耀和见证。父亲的年龄,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折腾了,就如将息的灯草,灯火一天天弱下去。

想到荆棘,前一晚上奇怪的梦,突然明晰了也许是那一场梦境,在潜意识里的复现。天空层层乌云似劲风,在寒林幽幽飘动,预示着一场风雪的降临。几根光秃秃的荆棘,刺向天空,与飞石、风沙和雪霜搏击。北方的冬日太恐怖了,风声呜呜哇哇,真是疯了的风,仿佛在撕扯什么,抢夺什么。原本厚实的窗玻璃,像被一双手拍打着,一夜没有消停。梦里醒来,一直惴惴不安。

早晨坐车去青城山开会,一路上情绪低落,绷紧了神经。同事在车上相互玩笑,我只是沉默着。十点多钟,电话响了,是大姐的电话,我的神经绷得更紧了。这个时候,我最怕家人的电话,我希望每次都是我打回去,问声好,报声平安,我不希望家人打过来。

再次走进会场,我的内心像打碎的五味瓶,难以平静。本来是一场头脑风暴式的研讨会,我不想发言,不想说任何话,一直沉默着,内心的苦无法倒出来。

 

 

父亲50多岁的时候,耳朵开始不好使,说他坏话,他听得仔细,说他好话,他全听不到,你跟他提个建议,权当耳旁风。

父亲早年在木器厂工作,是木器厂的创始人之一。父亲有一手好功夫,做出来的家具,一等一的好。十里八乡人家女儿结婚陪嫁的箱柜,都是父亲做的。但我们家的板凳、椅子、衣柜,父亲一样。家具坏了,父亲有功夫了,修整一下,没工夫了,随便找一个木棍,刨一刨,凑合着钉上。母亲说,木匠住的烧火棍的房,泥水匠住的没泥皮的墙父亲左耳朵进去,右耳朵出来,全都听不见。我很小的时候,帮父亲扯过锯,刨过木花。拉锯的时候,锯末乱飞,呛进嗓子,嗓子就干。母亲用锯末子烧炕,土炕整晚上热乎乎的。刨出的木花,可以做饭,烧起来火势匀称,最适合烙饼。父亲耳朵不好使后,家里的事做的少了,跟他说,他总是听不见。母亲说父亲故意装聋卖哑,逃避家务活。

我们村早年有个村长,跟父亲相反,你说他好话,他听得仔细,说他坏话,一句也听不到。70多岁的时候,还把持着村委会大印,不放权。不是他耳朵不好使,他听得仔细只等秋后算账。谁说了他坏话,在分粮记工分上,给你小鞋穿。他死的时候,跌倒在大街上,啃了一嘴土,呛死了。我们村有着很好的传统,村里有老人去世了,一村人都去烧纸随人情。他下葬的时候,没人去,冷寂、凄清。玉莲婶放了一挂鞭炮,说是报应啊,报应。玉莲婶是个寡妇,她的独苗儿子将一张印有毛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照片的《人民日报》,坐在屁股底下,被他送到公社革委会,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,差点枪毙了。要不是玉莲婶娘家托人说话,玉莲婶子已绝后了。

父亲老了,脾气越来越古怪,做事随,村人来家里看电视,他高兴了,跟着一起看,不高兴了,顺手关了电视。闲暇的时候,村人来家里打麻将,父亲高兴了,围在旁边指手画脚,别人不情愿,又不好说他。不高兴了,他就把麻将一拨乱,啥话不说,拄着拐杖走了。母亲说,你爸把人得罪完了,他想学王佐呢,死了都没人待见。王佐就是那个村长,我说,父亲再怎么样,心底善良,没有王佐的蛇蝎心肠。父亲迷迷糊糊睡着了,否则,听见母亲絮叨,耍脾气。

从住进医院,父亲想起了许多旧事。父亲牙又掉了几颗,说话漏风,听起来很费力我有时听明白了,有时没听明白,只好嗯、嗯地答应着。父亲告诉我,你大伯去世的时候,你哥没给咱报丧,人家不报,咱也就不给人家报,这一门关系就断了。父亲说着,叹了一口气。大伯与父亲同父异母,但大伯一直很照顾我,虽然我很少回蓝田老家,只要我回,吃住在大伯家。我很小的时候,在镇医院住院。大伯绕道西安,找到在远东公司工作的堂哥,一起长安看我。大伯带着一袋子香蕉,那是我第一次吃香蕉,以为香蕉生长在城里。后来,到了西安,才知道,城里不生长那玩意儿。父亲一直絮絮叨叨,像是交代后事,说的我心里酸酸的,想哭。父亲说,你叔在天津,路远,回来了就是一大家子。不过,回来了,也就三天,三天办完事就走了。在我们老家,办婚事两天,办丧事三天。我控制不住自己,扭过头,一下子哭了。母亲流着眼泪训叨父亲,不让父亲再说。父亲眼睛一瞪,话在喉管里咕噜咕噜打转。大姐也哭了,哭得很伤心。

 

 

临床住着一位建筑科技大学的老教授,比父亲小两岁。老教授是理工科,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。这段时间,谈论的焦点是莫言,我们的话题自然也就从生死疲劳谈起,说小说的寓意,说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,说地主的后代,经历着一代一代变迁,变驴、变牛、变马、变狗、变猪,最终又还原为人。那天晚上,我们聊得很晚,老教授受地主家庭的影响,曾被打为右派,我家曾被定为地主,在对《生死疲劳》的认知上,我们产生了共鸣,都在拿自己说事。那晚,老教授话很多,精神很足,还让我帮他把床摇起来,靠着枕头跟我聊。

当晚,父亲一直睡不好,一会儿说有人叫他,一会儿又骂人,喊着要回家,要穿衣服下床,折腾我不能眨眼。我又气又恼,但拿他没办法,谁让他是我的父亲。到了凌晨4点多,我实在支撑不住,在租赁的折叠床上,了一会儿眼我突然听见窸窸窣窣的声响,睁开眼睛,看到父亲又挪动身子,要下床我一着急,坐塌了床,重重地摔倒地上。我急忙爬起来,冲过去,强摁着父亲躺下。他看着我,问我干啥?我哭笑不得,没好气地说,你说我干啥?他却很认真地说,我不知道。你站在我跟前,我咋知道你要干啥?

父亲这样来回折腾,我怕出事,将折叠床夹在父亲和老教授的床之间,方便照顾他。老教授已做过手术,插着导尿管,一晚上尿过四次,听到流尿声,一股骚味传导过来。我起身帮他倒尿。等我从卫生间回来,老教授睁大了眼睛,对我尴尬地笑,连说对不起,谢谢,对不起,谢谢。

第二天,我必须赶回成都,上级领导要检查工作,等不到父亲手术了。第三天十点多钟,我打电话,问父亲的手术情况,母亲说,刚做完,很成功,让我放心。母亲又带了一句,老教授昨晚失眠了,捂着被子哭。我问怎么回事?母亲说,老教授说了,他这个老哥很幸福,有这么好的女儿、儿子,有这么多人来看望。我们家孩子多,光孙子辈就七个,父亲住院期间,孩子们你来了,他走了。老教授女儿在香港,只有在晚上父亲通一会儿电话。还有一个儿子,曾是清华高材生,和别的男孩子成为情敌。教授的儿子长得帅,另外那个男孩子争不过他,就跳楼了。警察找他问情况,有人吓唬他说是警察说了,人是被你推下楼的。教授的儿子受了惊吓,大脑不正常了。我见过他,高大,帅气,不说话,根本看不出来。

男孩子跳楼的事,我看过新闻,最终的结论是死于抑郁症自杀。西安城就这么大,针尖大的事情,逃不过记者的法眼。男孩子的死让我震惊,从小不肯服输的一个人,是多少父母当作教育子女的榜样。做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才肯罢休,典型的理想主义者。先前在一家建筑公司做设计,已经做得够好了,快三十岁又辞职去读研,三十好几又去读博,等他毕业了,找工作容易,找人结婚反而成了难事。他在读博期间,几乎拼掉性命,省吃俭用,每年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。其实,跳楼前一个月,他曾去藏在古都书院门的一座古庙,听主持讲经论禅、宽心解惑。估计他是想寻求活下去的希望,可是,没有人能知道,此时,他已经有多么绝望。不久,在一座正在建筑的高楼上,他飞身跃下,像一只大鸟。但他没有像大鸟,凌空翱翔,却重重地摔在建筑工地的沙堆上。那条新闻在头版,很大一张照片,拍得太清晰了,他爬在沙堆上,半侧着头,大睁双眼,血腥、残忍,让人惊悸。

教授摔伤的部位,和我父亲一摸一样。巧合的是,在多年前,也摔伤了右腿,这次摔伤了左腿。教授的爱人身体不是很好,白天过来陪着教授,晚上回家。早上来的时候,儿子送来,晚上八点,儿子准时来接。他说,父亲已经摔了,母亲不能再摔伤了。医院离他家距离不是很远,两站路,母子俩来来回回,我不知他们能说什么。从他接送母亲,时间的准确度上,能看出,处理事情一根筋。

跟教授聊得多了,我也知道了他儿子的一些情况。由于受教授的栽培,他的汉语优秀,算数精准,未成年考入清华。没上研究生,本科刚毕业,直接进入最好的建筑公司,做设计员,三年下来,参与设计的工程项目,比清华建筑学院的导师真正参与的都多。三年之中,还去洲一年做项目,为公司赚了一大笔钱。虽然读的理工科,但是他也写博客,背唐诗,也拍照片,练书法。更难得的是他性格好,乐观积极。设计规划阶段成果汇报的时候,项目小组上午讲解演示,下午,客户请来十多个外部专家点评。也不知道客户从哪里淘来这么多不靠谱的老头老太太,最烂的一个竟然把自己的设计理念写成文章当众念了三十分钟。虽然这样,他还能耐心听,耐心记,竟然从无用中,找出有用,解决了公司一个致命性的设计难题。眼看着前途一片光明,谁知天有不测风云。那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,至今也没再谈女朋友,也不会有那个女孩子看上他。

 

 

早晨的北风翅膀一般,隐秘而张狂,仿佛让人要看出其中的什么似的,带着尖利的锐叫。北风是昨夜凌晨刮起来的,家的窗户到处漏风,一夜的风声,恣肆而拖泥带水。忙完2012年最后一个晚上的工作,第二天一大早赶回西安。大外甥出差重庆,二外甥妻子马上要生了,侄子在家帮母亲照顾父亲。我没有和他们联系,直接坐公交车家。

回乡下坐公交车,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。411路车,途径唐延路,至田亮阳光会所,再倒906路车,一路狂奔,到村口小桥下车。公交车窗户缝隙大,一路上,冷风直灌身体。下车的时候,被冷风呛了几口,打了一个激凌。我想,母亲一定生了炉火,屋子飘荡着温暖的烟火气息。到了家,父亲躺在炕上,而屋子却冷若冰霜。母亲不生炉子的理由,很让我怀疑:怕生炉子上火。母亲受尽了苦,对钱看得比命还重。父亲住院手术,花了一大笔钱,她恨不得把钱掰成几瓣,把花出去的,一点一点抠回来。

我有十多篇文章写到母亲,写父亲的文章少之又少。但所有写母亲的文字,加起来不足写父亲一篇文章的量。我在重庆出差半个月,写了一篇散文《父亲是一扇紧闭的门》,白天办事,晚上千余字,半个月下来,一万多字。这篇文章,得到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著名评论家杨乐生的肯定。翻译家、西北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胡宗峰说,每次看,每次感动。

父亲住院的时候,需要两个人陪护,才能顾得上他大小便。无论谁陪护,母亲都要在医院着。我回西安的那晚,让母亲先回家歇着,谁知,第二天一大早,她又赶到医院,说是一晚上睡不着。母亲放心不下,她是担心父亲走了。我看到母亲红肿着眼睛,我知道她又哭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的泪水,像山间的泉眼,一不留神,就滴答滴答,溢出泉水来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《母亲的泪》,曾在《西安晚报》发过,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,父亲在青年干部学院做门卫。父亲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,其他的字不认得。当时,做门卫的另一位师傅,拿着报纸念,一边念,一边说这篇文章好,写到他心里去了。父亲无意间听到作者是我,悄悄把报纸收了起来,带回家,给母亲看。母亲一边看,一边,哭很伤心。打我五六岁起,时常看到母亲在哭。我最怕有人哭了,看到有人哭,内心就揪成了疙瘩,像得了忧郁症,一天的情绪都不能好转。印象最深的那次,是大哥在甘肃天水治病,那个年月,需要粮票,才能在医院吃饭。祖母陪护着大哥,母亲每次收到大哥写的信,都要东挪西借,为凑粮票和住院费着急为了给大哥足够的营养,祖母把面食留给大哥,自己悄悄跑到山上去挖野苜蓿,煮了吃。这是大哥写信给母亲的细节。母亲坐在门槛,一边看一边哭,我不知什么内容,趁着母亲不注意,悄悄拿来看,我也哭了。大哥的病,已经留下后遗症,在天水住院半年,也没见好转,祖母带着大哥只好返回长安。我看到祖母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,两只眼窝褐黑、凹陷,几乎没认出来。

我家自从被抄没家产后,一直处于极度困顿状态。一分一厘的钱,都是全家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我很小的时候,家里蒸了馒头,用笼装了,挂在房梁。肚子饿得咕咕叫,想吃,够不着,眼看着有馒头在那里挂着,也只能白咽口水。一笼馒头,是一家大小七口人三天的口粮。现在来说,四天也吃不完,但那时油水,唯一的萝卜白菜,也是滴几滴油,吃饭只能靠馒头撑着。在别人家,粮食稍微富足点,这一笼也就是一天的口粮,而母亲只能靠细水长流,维持全家的生活。大哥住院,犹如雪上加霜,母亲能不着急,能不流泪吗?后来,母亲的眼睛落下后遗症,见风落泪。

 

 

通往城市的道路,纵横交错,像一株大树,枝干旁逸斜出,伸向能伸的空间。乡村是一片树叶,在远离城市的地方,寂寞、孤单,无所依从。村庄面对着麦田、谷地,面对着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。河流深深地陷入河谷,将村庄托在高出河床的背景上。站在村庄的某一处俯瞰,河流清澈,游鱼嬉戏。这是昔日的情境,而今,乡村的污染,将清澈的河流,浆成褐色、乳白色,还有乌七八糟的杂物,漂浮其上。站在堤岸望去,看到的只是一片模糊的光晕。

不论春夏还是初秋,逢上惠风和畅的天气,或者是艳阳高照的日子,这条路,是一条绿树掩映的长龙,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,枝干以及路边的农田,也在暗暗发力,万物竞长。在冬日,这条路枯木萧索,寒风劲吹,好像被巫术灌注一般,一切都静止不前了。不过,无论什么时候,这条路上,有绚丽的阳光漫天撒下,穿透道旁树的枝条,投下斑斑点点的阴影。

父亲第一次摔折了腿,留下后遗症,拐杖是他另一条腿。父亲住院的日子,也是我内忧外患的日子。那段时间,我的家庭像大海,每天翻滚着浪涛,几乎没有风平浪静过。无休止的吵架,没完没了的争执,搞得我焦头烂额。我是一个不愿意被束缚的人,像一条伸出水面的鱼,希望大口呼吸新鲜空气。前妻是一个顾家的人,希望我天天守在家里。一个内心自由的人,和一个过于恋家的人,像干柴和烈火,一不留神就会燃烧起来。父亲的住院,让这个晃荡着的家,得到了一丝安宁。她不再吵了,我上午上班,下午赶往医院,陪护父亲。父亲住在县城医院,距离单位需要一个小时。那段时间,我在这条道上来回奔波。晚上十点左右,母亲开始催促我回家,说是有她就足够了。我不愿意回家,总担心无休止的吵闹。好在这一段时间,再也没有大吵大闹的迹象了,后来,还能吃到她端来的热饭热菜。在对待老人上,我承认,她是善良的。

父亲曾经沿着这条路,从城市返回农村。解放前,父亲从山村走进城市,在祖母的妹夫,也就是我的姨夫爷开办的木器厂做学徒工。父亲那年只有十四岁,十四岁的父亲,已经开始挣钱养家糊口了。公私合营的时候,木器厂收归国有,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人。一个私营工厂的小工人,突然成了国家的人,父亲不适应了。他没有多少文化,在工厂拿着最低的工资。五十年代末,六十年代初,中国遇到了特大自然灾害,城市处于极度困顿中,而农村还有生的希望,父亲办了离职手续,返回乡村。母亲被东郊一家纺织厂招工,也因父亲的返回,追随了丈夫。

拿破仑说过,即使他蒙着眼睛,也会凭着嗅觉回到故乡。这条路,记录着他们返回时踯躅的脚步,记录着他们的疑虑。

 

透过窗户看世界,一切都那么清晰。很小的时候,我不出门,弱小让我对窗外的世界惊惧、担忧、恐慌,总觉周围像是隐藏着潜流的河。

我看过高更的《永远不再》,那是一幅能触及心中悲怆思绪的画作。这幅画隐藏着多种气息,是原始的书写,是本能的流露,是宿命的暗示,是孤独、痛苦、绝望的隐喻。那幅画,让我无数次想起曾经的那段岁月。外面时常有戴着袖箍的少年,追打着、呼叫着、怒骂着,整齐的喊声,凌乱的脚步,让我甚至不敢爬在窗户看个究竟。我只能露出一点头来,看得似有似无,唯有吵杂的声音,刀痕一般,刻在记忆里,深刻、清晰。

祖父在世的时候,迫于的强势和威望,没有人敢欺负我家。祖父刚一过世,那年冬天,一帮人冲进我家,抢走了我家的一切,仅仅留下半缸面,勉强度日。就那半缸面,也是他们的施舍:留下吧,不能让他们以乞讨为借口,外逃。不久的春节,我出生了。要说我的生命,的确来得惊险身怀有孕的母亲,承受不了被抄家的打击,将一根粗麻绳甩上房梁,准备上吊自刭。襁褓中的二姐梦中哭着要吃奶。听到姐姐的哭声,母亲一下子扑过,搂着二姐哭了一夜。而我,因为二姐的哭声,才能见得天日。从我出生开始,我就面对着这样的世界,让我无所适从。母亲总在担心我会受人欺负,总怕得来不易的儿子,走丢在她的视野。大姐那时已经十岁了,十岁的大姐,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。那件连衣裙,是父亲返乡前,在一家洋服店买的。大姐高高兴兴地出门,回来却穿着破烂的衫裤。原来,有一家贫雇农的孩子,当着她家长的面,强行换了大姐的裙子。从此,母亲总不让我出门,即使出门,也不能离开她的视线。我更多的时候,仅仅是透过窗户,去看这个被扭曲的世界。

那一年,我家生活极度困顿。母亲养活不起一大家子,打算将二姐过寄给人家。已经和来人谈好被父亲发现了。父亲一把将二姐夺过来,不让任何人抱。正是这个原因,父亲一直对二姐特殊照顾。二姐上三年级,我眼看着父亲给了两元钱,交学费。一年级只有一元钱,我一张口,父亲却说没有。那年,我没有上学,只能比同龄孩子晚一年上学。为此,我一直记恨着。父亲开始讨好我,没话找话,我也不愿意搭理

父亲住院的时候,总是迷迷糊糊,时睡时醒。大姐说,还是你儿孝顺吧,父亲看看我,嘿嘿笑,没有几颗牙,露出空洞的牙床。父亲睡着的时候,我和大姐在床边说话,大姐说,父亲真可怜,在我们家没地位。外甥听见了,抢白了一句,舅爷咋没地位!大姐不再接话,家里的一些事,她不想让外甥知道。父亲入赘吕家,连子女都不能跟他姓。祖母在世的时候,时常为一些琐事,和父亲闹别扭。有一次,祖母竟然被父亲气得休克了。那次我站在祖母跟前,瞪着父亲。父亲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,给祖母一个劲道歉。过后想想,其实祖母做得有些过分。

 

 

在我八岁的时候,开始给家人做饭。农村的锅,是那种大铁锅灶台比我还要高每次做饭,需要端着小凳子,踮起来,才能勾着。一次蒸馒头,刚要将蒸蓖放在锅里,一脚踩空了凳子,团起的馒头,摔在地上。我吓得大哭起来,父亲那时在城里做工,母亲下地干活。我再哭,也没人应声。我一边哭,一边将面疙瘩捡起来,抠去粘在上面的麦秸和灰土,重新在案板上团,再放在锅里蒸。那次的馒头,吃在嘴里,有沙粒,不小心就磕牙。

父亲在城里做工。那时做工,由村委会联系,父亲挣的钱,不能自己领取,由村长派人去领,领回来,按照挣钱多少,给父亲记工分,年终村里决算,按照工分分红。其实,我们家全年分得的粮食,与工分抵消,年年分不上钱。直到1977年冬天,终于分得20元钱,母亲捧着20元钱,依着村委会的门哭了起来。十多年了,第一次分得钱,母亲内心的酸楚可想而知。那年夏天,父亲带我去他做工的工厂。

我一直觉得我有着很强的模仿能力。我帮父亲扯锯,有时还偷着用刨子刨木板。父亲看到了,训斥我,说我忙中添乱,刨的不平、不直,甚至刨过了线。受父亲影响,我时常照着别人用的东西,就能做出来。比如割猪草时,别人推着独轮车,我看后做了改良,将四个废旧轴承,安在两根木棍上,再用两根木棍交叉固定起来,用几根横条木钉,就是一个小四轮推车,栓一根环形绳索,可以用肩膀拖着,比独轮车推起来轻松了许多。那年,我只有10岁。后来,我做过一个小方凳,我上班后,就带到城里,至今还用着。坐在小方凳上,我的心里踏实、安妥,像是背靠一座稳稳的大山,让我有了实在感。

父亲做工的工厂,管理很严。没有父亲带着,我不能随便外出,随便在厂区走动。父亲做工的时候,我无事可干,就用废木料做玩具,用小段木棍,削头,镶上滚珠,就是一只陀螺。我还用废木料做鸭子,逼真,装上翅膀,用螺钉固定起来,像要展翅起飞的样子。有一天,父亲很神秘地告诉我,晚上去看电影内参。内参电影,在那时很难看到,本来很值得向同学炫耀的事,回到乡下,我一直保持着沉默。电影叫《美国农业机械化见闻》,整部电影,都在宣扬美帝国主义的好,我觉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后来,同学借给我叶永烈的儿童科幻小说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,我不觉得稀奇。好多未来的东西,在美国早已成为现实。还有一部内参片,是关于日本机械化作业。名我不记得了,只觉得日本的机械化水平真高。工厂主将每件产品,每个岗位、每个工种需要多少人,需要多少工时,计算十分精确。回来再看父亲,一下一下扯着锯子,一下一下刨着木料,累得大汗淋漓,腰酸腿痛,才能做一件家具,而电影里那些机器制作,仅仅需要十来分钟。我很佩服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端技术,有了这样的想法,内心能不感到害怕吗

 

 

元旦赶回西安,父亲已经出院了,是前妻和他三哥找人送回家的。我在成都,照顾不上父亲,干着急。前妻得知后,托朋友帮忙,开车将父亲送回家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总是吵架。但她对我的父母一直是孝敬的,即使离婚后三年,母亲生日,她还买了一对金耳环,让儿子送给他奶奶。这一点,我非常感激她感激归感激,二人性格不和,无法在一口锅里搅勺。许多人拿性格不和作为离婚的借口,我也许同样如此,但我们的吵架,几乎是家常便饭。

父亲躺在土炕上,我摸了摸,炕暖烘烘的。那天,西安温度极低,冻得我浑身发凉,坐在炕沿,冷风直逼前胸后背。母亲靠里边坐着,喊我上炕。土炕是大炕,再上去两个人也没问题。我没好气地说,不上。母亲知道我的意思,不再说话。只要我语气不对,母亲就不说话了,这是母子间的默契。母亲吃尽了苦,知道钱的难长。即使到了现在,我家的生活大为改观,但母亲对钱看得还是很重。我说,给钱多开几个眼,你就往进钻吧。我说,本来小病,不看,耽搁成大病。我说,攒钱有啥用,身体好了,多看儿孙身体不好,明天眼睛一闭,啥都看不到。母亲低下头,轻声说,眼睛一闭还好,眼不见心不烦。门中的堂哥来家里闲坐,挑门帘的时候,听到我说话不好听,就说,你也不看妈容易吗?你妈不省着,这个家能撑持到今儿吗?我说这些气话,也是希望她照顾好自己,能好好地活着。我说话的时候,父亲耳朵灵醒了许多,他突然说,我不冷。我说,你不要说话了,你当然不冷,炕热火着,能冷吗?我是担心母亲,她有慢性气管炎,冬天受不得凉。受了凉,咳嗽得喘不过气来。堂哥说,我想着,你爸这一病,你妈就不咳嗽了。你妈为了给你爸取暖,自己也就不会受凉了。

冬天的乡下,要比城市温度低两三度,在城市,享受惯了暖气,我受不得乡下的寒冷。母亲从来不生取暖炉,怕花钱,却找借口说怕上火。去年冬,单位的同事走了许多。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,说声不在就不在了。在岁末那天,同学在QQ里说,我们一个同学走了。同学是我们学校跑步冠军,每次运动会,没有人能跑过他。这么好的身体,说声走,也走了。母亲已年近八旬,身子骨能和年轻人比吗?我吼她说,你想和年轻人较劲。母亲还是不说话,只是低头流泪。其实,我的想法就是把她说到心痛,心痛了,才知道照顾自己。父母安在,儿女是福。我真怕他们会有什么闪失。在成都,接到大姐电话,我担心父亲这次不行了,心里焦火,一晚上嘴里起了泡,出了溃疡。家人在外,只报安康。祖母去世的时候,家人来电话,只说祖母生病了,想我。我以为是真的,回到村口,看见二姐戴着白孝等我,我傻眼了。这次,我担心大姐怕我着急,隐瞒了父亲的病情。父亲就像一架将要散架的马车,所有的零件都经不起磕打了。我给二姐去电话,问她在哪里,二姐说在店铺,我才稍微有些释然。父亲摔伤了,二姐还能安心她的生意,应该不会太重。事实上,父亲摔的非常严重。父亲躺在病床上,说话含混不清,但他还是要说,我只能嗯、嗯着话。我对二姐有些生气,没有说出来,我只是问大姐,二姐来过吗?大姐说,来过。本来想给二姐去电话,我没有打,心里想,就看你啥时候来。父亲对你最上心了,你还只顾了挣钱。二姐来了,带了三千块钱给母亲,母亲说大姐和我已交了手术费,不用了。我给母亲使眼色,让她拿上。母亲没看出来,还在推辞,我没好气地说,叫你拿你就拿上。母亲这才接了,其实,母亲接了钱,内心是温暖的。我知道她不会花,会攒着。对于一个爱钱如命的人来说,只要把钱揣在腰包,心里就痛快。每次回去,我都给母亲钱,我知道她不花,图的就是她高兴。

儿子小的时候,母亲帮我带孩子,周末,她要回乡下,我悄悄给了她二百元钱,让她回家买些东西。那时,二百元几乎是我半个月的工资。母亲舍不得花,揣在口袋,路上,被扒手偷了去。母亲回到家,找不到钱,急得直跺脚。父亲打来电话,告知我。我急忙让把电话给母亲,我说你把钱落在床边。母亲还在狐疑,我故意说,我纳闷家里咋多出钱了。母亲听了,破涕为笑,我在这边却想哭。

 

 

在我幼年的时候,和大多数人一样,不得不忍受物质匮乏。我又与别人不同的是,缺乏安全感。那时,饥饿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,而恐惧时时进入我的梦境。被排斥在外的恐惧,被欺辱的恐惧,以及因这些恐惧而衍生出来的恐惧

父亲在城里做工,母亲终日下地干活,祖母把我带大。祖母头上戴着一顶无形的帽子,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。大跃进的时候,祖父将家里的木椽捐给集体,盖饲养场。饲养场养了100头牛,100头马,还有几十头骡子。另外一边,还是村里的仓库,存放着各种农具和草料。据说,盖饲养场的十分之一木椽都是祖父捐献的。正因如此,上级工作组进村的时候,这些都成了重新给我家划定成分的依据。祖父已经去世,地主的帽子就戴在了祖母的头上。

父母为了多一些口粮养家糊口1962年返乡务农。过了四年,家里就被抄没了,在那个年代,原本还算富足的家庭,突然陷入极度困境。父亲不善言语,没听他说后悔的话。母亲时常说,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卖啊,要是有,说啥也不回这破地方。有了切肤之痛,才会发出切肤之痛的叹息。随着大人受欺辱,自然也会殃及子女。欺辱母亲那些人的子女,也欺辱我。平日他们不和我玩,我孤单一人,渴望群居,渴望快乐。有时,他们拉我入伙,让我扮演黄世仁、南霸天。他们骑在我的身上,用拳头擂,旁边围着的,喊口号,用脚踹,甚至对我吐痰,撒尿。我提出不干,他们会用更加恶毒的方式对待我。揪头发,扇耳光,逼我就范。受了欺辱,我不敢告诉母亲,更不敢告诉父亲。母亲爱哭,我怕她伤心。父亲脾气暴躁,我怕他惹事。夏天好说,在河里洗干净和着尿骚味、浓痰的衣服。冬天,只好回家,悄悄洗了,在火炕上烘烤。那时,家里穷,棉衣只有一件,我只能钻在被窝里,等待衣服烘干。

我希望有一双强悍的臂膀让我依靠,希望自己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抵挡外来的恐惧。我在《青春祭》里,写到我练铁砂掌的细节,有一度,我的手指关节肿大,指甲盖脱落,像灰指甲。手头上,倒刺一个一个,拔去倒刺,渗出血来,那段时间,我的手指头总是血迹斑斑。在我的文字中,无数次写到乡村,写到它的街巷、树木、田地、河流,写到许许多多的人。儿时缺乏温暖,我的文字总渴望温暖。作家方英文对我文字的评价是美丽的忧伤。在那个荒诞的年月,所谓的温暖,其实更为虚幻和毫无意义。

 

 

父亲动过手术,更迷糊了。麻药散去,疼痛难忍,用止痛棒,还是嘴里咕哝咕哝说胡话。虽然不仔细,但能估摸出说的啥。说到他小时候,他长大了,他工作了,他和妈妈结婚了,他有孩子了。乱七八糟的,想起啥说啥。

父亲以为自己真要死了,血堵在半路上,胸口反而鼓捣出许多往事来。他说谁谁欠了他的钱,一直没还;谁谁丢了三千块钱,他捡了,还了,一句谢意都没有;谁谁骂他了,说他老不死的。乌七八糟的话,全挤了出来。说一会儿,歇一会儿,说一会儿,迷糊一阵子。迷迷糊糊中,喉管咕噜咕噜滚动。要么,他醒来了,伸手拔输液管,你吼他,像孩提时吼我一样,吼他。吼了,他就停止动手乱拔了,但能看到他满脸生气的样子。父亲平日爱抽烟,痰多,给他做雾化,吸痰。做着做着,他紧闭了嘴,把雾化管往一边拨拉。我吓唬他,做一次一百元,钱交了,不做,就白交了。父亲说,你说啥?我说一百元。父亲不说话了,孩子一样,乖乖地张了嘴。父亲时迷糊时清醒。我陪父亲的那个晚上,几次掀掉被子,寻裤子,要穿衣服回家。父亲掀掉被子的瞬间,我看到夹在双腿间的乱草,花白,蓬乱,像枯蒿。年轻时,父亲让我帮他搓背,身上的肌肉瓷实,结成一块一块的硬疙瘩。我无意间看到双腿间油黑乌亮,撑出一根坚挺的硬物。我脸红了,浑身不自在。现在看去,没一点感觉,就像看到一丛被风虏去的茅草。我吓唬他说,那好,不治了。你想回家,回不去了,只能进火葬场父亲默然了,他心里应该残留着早晨的惊悸。早晨,凌乱的脚步,凄厉的哭声,抬进来一中年民工,睁着双眼来,闭着双眼被抬了出去。

没做手术前,父亲腿上打着牵引。半夜醒来,他掀掉被子,说穿衣服,回家。我说咋穿?父亲说,你把裤子给我,我穿。我哭笑不得,说,穿不成。父亲生气了,骂我,伸手要扇我。我吼他,不让他再折腾人了。父亲骂我,咕哩咕哝,听不清。父亲牙又脱了几颗,仅剩的几颗,也满是豁口,说话漏风。越是这样,他越想说。说不清,急得拍床,抓床边的扶手,要起身。我再次吼他,这是医院,不是你家。父亲沉默了父亲是一个多么想说话的人,这个时候,他却沉默了,闷闷地,看着天花板

父亲摔伤的时候,母亲喊来侄子,赶紧送医院。父亲死活不出门,拽紧门把手不松手。给父亲换衣服的时候,父亲问母亲,去哪里?母亲没好气地说,能去哪里,去火葬场。父亲以为真的要去火葬场,死死地拽紧门,说他死也要死在家里。人老了,对生的欲望和本能更强烈了,对死的恐惧更直接了。

去年开春的时候,我从成都回西安。进村的时候,远远看见父亲蜷缩在椅子上,一手扶着拐杖,一手夹着纸烟。烟灰长长的,想不起来弹掉。我很小的时候,总觉得父亲高大,帅气,像一座山。而今,蜷缩在那里,最多是一堆小土丘。前不久,路过一家奢华酒店,看橱窗里成排的高档红酒瓶。走近前一看,贴有一纸告示:仅供陈列。父亲也一样,只剩下了一副空架子了。

父亲老了,他的身子像阳台上的花,天晴了,搬出去晒晒,天阴了,再搬回屋子。

 

十一

 

第一次赶回西安那天,大姐问我几点到。我说如果航班正常,大概11点到。说这话的时候,我心虚。成都这地方,航班不正常,才是正常;如果正常了,反而不正常。坐上飞机,我在内心祈祷,快滑行吧,快滑行吧。只要飞机拖动、滑行,就能很快起飞。也有例外的,在上海浦东机场,滑到跑道尽头,竟然流量控制一小时。大姐问我啥时回去,主要还是父亲手术签字问题。周一要手术了,当天必须签字,不签字,手术就要推后了。在农村,只要有儿子,手术签字,女儿是不代签的。刚坐下来,飞机就颤动了一下,接着开始滑行。真是天意啊。飞机正常起飞,提前五分钟降落咸阳机场。我不信迷信,但偶尔还是有着说不的天命感。外甥接到我,问我先回家,还是先去医院?我说先去医院。从西二环拐入南二环,车速开始放缓。这条曾经塞满了司机的抱怨,一条无法掉头的单行道,时常拥堵得难以前行,又不能后退。那天,仅仅只是放缓了速度,还能匀速前行。我再一次晴朗了内心,上天保佑啊。

前一天晚上,我。那天晚上太奇怪了,一个接一个梦。大量而密集的细节反复出现,模糊而不可靠的梦境,逐渐变得清晰而真切了。惊悸、不安,咬噬一般。一棵高大的枣树,挂满了拳头大的红枣。哪有这么大的红枣啊?一颗颗落下来,我双手抱着,捡不过来。再看树根,已经枯朽了,手掰一下,掰出的是木屑。为什么是红枣?为什么又是朽木?红枣?家里有人要生孩子吗?我想到了外甥,外甥的妻子预产期就在那天。早生贵子,应该是男孩。果不其然,后来外甥给我发短信,说是生了一个七斤多重的胖小子。朽木呢?我本来不是一个敏感的人,但现在的心却像一个米筛子。后来的事实的确应验了父亲摔倒在我家院子,院子是水泥地,已经81岁的老父亲,像老旧的机器,零件已经生锈了,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摔跌。

因父亲有高血压,腿肿胀得像木椽,不能直接手术,需要吊瓶子,降压、消炎。父亲住院期间,除了见过几次护士,没见过主治医生查房。这家医院要做的手术太多了。每天都能听到病人大声喊叫,或者有气无力的呻吟。对面床位住的患者刚做完膝盖骨碎裂手术,疼得直喊,豆大的汗珠,咕噜噜往下滚。他妻子去找医生,医生却无视他,从冰冷的口中,甩出一句话:没时间,手术都顾不过来,哪顾得上做过手术的。那一家是乡下人,他们有些胆怯,低三下四。他们穿着陈旧,寒酸,散发着生存真相的气息,潦倒、破败,像卑贱的尘埃。我正要问护士,父亲口服药的用量,护士待理不理。其实,父亲住进来,已经找了多重关系,送了烟,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礼遇。

父亲老了,城市依旧那么年轻。父亲曾是城市的一员,却被城市抛向了农村。

 

十二

 

父亲曾是我的骄傲。和同学说起,总拿父亲的手艺炫耀。但之后的一件事,让我对父亲产生了怀疑。

父亲做得一手好木工活。一把椅子,一对箱子,不需要半根钉子,仅仅靠卯榫,就完成了整个工艺。屏风上镂刻的花,随手就来,一幅松鹤延年,红梅报春,高山流水图便跃然而出。我喜欢绘画,就是从模仿父亲的雕刻工艺开始的。父亲带了许多徒弟,村上的年轻人,大多数喊父亲为师傅。逢年过节,他们提一包点心,来家里,说是看父亲,其实是想多学点绝活。那年月,糕点是稀罕物,家里虽然苦,虽然穷,但因为父亲,我能吃上糕点。去年春节,在河北工作的同学回陕看他姨,他姨夫在村西头,也是父亲的徒弟。同学喊我过去,我们一起喝酒,神聊。那个徒弟喝多了酒,借着酒话说父亲脾气太差,总爱骂人。技术一般,还死倔。我心里有些不快,但没说出来。父亲老了,我不能得罪村里任何人。讨好别人,就是对父亲最大的。我心里想,没有父亲手把手教你,你能有今天?那个徒弟因做木工活,后来越做越大,带了一子工程队,做起了装修活,现在已是远近呼风唤雨的人物。他兴许说得对,要不然,他发家了,父亲还在苦苦地日子。他说,父亲只会卯榫,不灵活,该钉钉子,却坚持不钉,既浪费时间,也浪费材料。这话说的对,我家装修的时候,买来现成的木工板,不用刨平,直接能用。不用卯榫,工人师傅拿着气钉枪,哒哒,哒哒几下子,一副板式木柜做好了。太省心了,还美观。

要不是十年前,父亲摔骨折,留下后遗症,父亲的老手艺虽然不会丢,大概也没有人用。省心省钱的事,谁不愿意做,希望磨磨蹭蹭做老活但我想,如果父亲还能拿起木工,仿明清家具,没问题。父亲过去做的活,是老辈人传下来的。父亲十四岁进木器厂从一名学徒工,变成一普通工人。一名没文化的普通工人,挣钱少,还不受人尊敬。后来,务农,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也许是巧合,也许是天命,我上班的单位,就在木器厂紧邻,从厂门前经过,总会想起父亲。我很想进去看看,也许还能踩着父亲留下的汗滴,抚摸父亲曾经用过的工具。门卫每次瞪着眼睛,把我拦在门外。我能告诉他什么,告诉他这是父亲曾经创业的地方?他该不会把我当神经病吧。

那个徒弟打小就被父亲带到木器厂。父亲从城里回来探亲,后街的刘半仙过来闲话。父亲知道刘半仙是高人,摆上酒,趁着喝得高兴,问他哪个徒弟将来有出息。刘半仙指着一个正在动箸抿酒的小子说,这娃将来了不得,单看印堂、眉心,还有耳轮,了不得。父亲让刘半仙再往下说,刘半仙端起酒盅,仰脖一口灌下,很舒坦的样子,站起来,背着手出门了。临出门的时候,狡黠地一笑,说,天机不可泄露。探亲结束,父亲就带着那小子进城了。带着他,父亲只能住平房。职工宿舍太少,四个人住一间,带着一个徒弟加楔子,没人会痛快。父亲只能带他住那间又潮又暗的平房。那小子的确聪明,学什么会什么,不久就出师了。出了师,父亲不再带他,让他自谋路。先期,他走村串巷打短工,后来,在一家大型企业谋了职,给厂子修修补补,做些零碎木工活。干了几年,政策有所变化,他辞工回乡,带了一帮人干起装修活。他敢闯敢干,做坏过,赔偿过。吃一堑长一智。他的活越做越好,名声越赚越高。父亲上了年岁,也被工厂辞工了。辞工后,父亲徒弟打过一段时间工,干不长久他就回家了。徒弟做自己的老板,脸面上无光。

父亲不做工,闲在家里,整日无事。无事反而搜事。他时常出和人吃酒,把钱花光了,母亲说他,他脖子一梗,比母亲还要厉害。父亲吃酒的时候,很少带我在身边,唯一的一次,还是被徒弟硬拉着去的。父亲没有酒量,别人敬酒,他双手抱拳,做出不能喝的架势。我看不惯他们故意灌父亲酒,伸手接过了酒杯。有一个父亲的老伙计说不能替,不能替,要替,喝三杯。三杯三杯,丢人也不能丢脸。我不知道酒的厉害,喝第一杯时,差点把眼泪辣出来;第二杯下肚,像要把喉咙和肠子点燃了。很快,难受感就过去了,第三杯喝下去,体内似乎升起兴奋的晕眩感。

他们对父亲说,酒壮怂人胆。你这娃厉害啊了不得,了不得。事实上,我除了能喝酒,好像再无其他能耐。尤其是面对纠纠葛葛、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,总是茫然无措。以至于人到中年,游走他乡。父亲住院期间,除了周末回去看看他,平日里,只能干着急没办法。

昨晚又做梦了,是儿时的记忆。父亲牵着我的手,走在麦田里。其实,父亲从来没牵过我的手,最多,用单车驮我进过一次城。梦境如此模糊,犹如宣纸上洇开的墨迹。地里的麦子还没有长高,时光正停留在冬日,整个土地显示出沉寂的景象。其实,我知道,麦苗在孕育生机,暗暗发力。开春解冻的时候,分蘖的麦子,以它自然的力量穿破泥土,呈现出旺盛的活力。父亲健步如飞,扯着我的胳膊,走得风生水起。我正纳闷父亲的腿怎么好了,马路上一声急刹车惊醒了。我坐了起来,在心里默默祈祷着,父亲快好起来。但我清楚,今后的日子,父亲恐怕只能靠拐杖生活了父亲做了一辈子木匠,最终还得靠木拐支撑。这也许就是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