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暗器 // 吕虎平

吕虎平(1973年~ ):陕西作家协会会员,西安市首批签约作家。现居成都。出版散文集《棉花》《吹进院墙的风》《散碎阳光》《篇十二》,诗集《镜与像》,长篇小说《单面人》等。作品收入《2010年中国散文年选》《稻草人的信仰》《九十九极》《九作家散文选》《中国散文名家散文精选》《我的恋爱》等多种选本。曾获西安市百名骨干艺术家荣誉称号、首届《手稿》散文奖、《十月》《延安文学》联合征文散文奖等。
TA的作品

[散文] 一个人的编年史

 

 

 

秋雨穿透1976年,像一道烙印,存留记忆中。那一年,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,以我十岁的阅历,能感知肩膀上的柳条筐装满猪草的量,却无法掂量出这些事件的量。冬天还未退去,春天姗姗来迟,像交战双方,僵持着、对垒着。一方已精疲力竭,不愿恋战,一方又稳坐军帐,不愿迎敌,压根儿要拖垮对方一般。唯有罗汉草和蓑草,被灌注了巫术的神力,以自然的力量,冒出浅浅的绿芽。先是一丛一丛,继而连成片,像万千奇兵,从天而降。读《神农本草》,始知罗汉草又叫菥蓂、苏败酱、遏蓝菜,具有清热解毒,排脓破瘀作用。

我有过两次记忆最深的采药经历。第一次是采白蒿。二姐突然患上急性黄疸肝炎。这种病来得迅疾,不消半天功夫,二姐的脸色、眼白便呈蜡黄色。二姐刚过十岁,性格像男孩子,总没有停歇的时候。此时,二姐不想跑动,不想说话,时常耷拉着头,见着小凳、草垛,就软了身子。即使没有可坐的,走着走着,她就地蹲下去,顺手捡一块石头,半块砖垫在屁股底下。母亲发现不对劲,她清楚自己的孩子。后来,每每说起来,母亲就一脸自豪,说是亏得自己发现及时,说是父亲就是木头,从来不关心孩子。后来说起来轻松,但我知道,母亲当时有多惊慌、无助,她急忙带二姐去镇医院看医,抓了几副药,医生说不打紧、不打紧。母亲这才松了口气。医生叮嘱,配合这几副药,再到田垄沟畔采白蒿,熬汤,放白糖,既可预防,也可治愈黄疸病。白蒿遍地可寻,但那时的白糖限量供应,只有医生的批条,才能多买一二斤。拿了医生批条,母亲在镇供销社买了三斤白糖。那年春天,我几乎天天采摘白蒿。采回来,母亲熬汤,非得让我和二姐一起喝,喝得我见了黄汤水,就本能的反胃。自从大哥生病落下后遗症,母亲就有了病源恐惧症,一旦有什么病流传,母亲就恐惧,必定要给我吃药预防。防疫药丸往往做成糖衣,甜甜的,母亲把它叫糖丸。我已过了吃糖丸的年龄,但母亲总要去村医疗室,给我索要。村医知道母亲的心思,只是笑笑,但从来不难为她。那时把乡村医生叫赤脚医生,赤脚医生看到母亲来,总是无奈地摇头,但他最终还是会将药丸递给母亲,而且总是带一句,下不为例。在我小时候,吃药丸就是家常便饭,提起吃药,我本能地恐惧。

第二次是采罗汉花。我要去临潼看兵马俑,想到花钱,母亲没有同意。我们家实在太穷了。因为穷,母亲太会过日子了,一分钱舍不得花,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正因为她老人家过日子狠,工于盘算,才能将一个行将没落的家庭,支撑下来。1966年春节前,我家被抄没,只留下两间厦房和半间上房,用家徒四壁绝不为过。最让母亲深受打击的是,工作组给我们家仅留的十斤白面,也被小偷偷去了。在那样的年月,内外交困,常人谁能承受得起?母亲第一个念头就是一了百了,寻来一根麻绳打算结束生命。我时常和母亲开玩笑,多亏你自杀未遂,否则,哪里找这么孝顺的儿子?因为,过了十天,我降生了。我降生在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家庭,从小被苦水泡大,我理解母亲生活的不易。上班后,我领了第一份工资,大部分交给了母亲。我唯一的想法是,多挣钱,赡养父母。

我提出采摘罗汉花卖钱补贴看兵马俑的花销,母亲才勉强答应了。学校组织参观兵马俑,我不能脱离群体,也怕脱离群体。村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、打闹,我既羡慕又嫉妒。他们不接纳我,摒弃我,嘲笑我,愚弄我。童年的记忆,对我来说,像一场灾难。因此,学校的集体活动,我不能掉队。兵马俑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,门票只有五分钱。在华清池边,我花了7分钱买了一碗臊子面,跟臊子面一块进入肠胃的还有祖母烙的锅盔和腌制的咸菜干。家乡的土地贫瘠,麦子长得稀稀落落,收成欠缺,但水萝卜却长得水灵、肥实,像幼儿浑圆的胳膊。萝卜收获季节,家里堆得像山一样。祖母将一部分水萝卜储存在地窖里,将就一个冬日,另外一部分用刀花开,晒干,腌制成萝卜干。我最爱祖母腌制的吃萝卜干了,咬在嘴里,嘎吱嘎吱响,筋道,有韧劲。一碗稀粥,一碟萝卜干,一碗稀粥,一碟萝卜干,总是吃撑的感觉。那时候,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,能吃上锅盔和咸菜干,已经不错了。我有一个同学,时常吃黄色的玉米饼和黑色的面疙瘩。花钱最多的应该是照相。到底花了多少钱我已没了概念,但母亲给的二元钱,好像还剩了一大半。可惜,那几张照片,因为后来多次搬家,丢失了。其他东西丢失了,都可以补救,唯独青春记忆难以找回。

那年夏天,村里的磨坊着火了。那场大火烧了整整一个晚上,直到黎明,还有“噼啪噼啪”的声响。磨坊曾是我家的酒坊,被抄没,改作磨坊。那场大火,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喜悦,在我饱受欺辱的内心,燃起光芒。当然,这种小插曲犹如命运的弧线,在不经意间少有的波动,不可能在尚未涉世的我的内心,激起涟漪。我很快忘了这件事。那一年,整个村子的悲痛和压抑,残存在我的记忆中,掩盖了磨坊着火给我带来的欣喜。有几次哀乐响起,像是从天际压来的云团,笼罩在村庄上空。我已经十岁,我比同龄孩子似乎更早懂事。元旦刚过不久,我去河边拔猪草,突然听到哀乐,继而广播里传来的消息,让我惊诧。和村人一样,我内心涌出了抹不去的悲伤和苦痛。之后,还有两次这样的哀乐,让我张口结舌:我以为,唯有普通百姓,才能死去,他们万寿无疆,长生不老。那种感觉异常强烈,现在想来,儿时的想法天真幼稚,但也有对神的向往。那时,他们在神坛上,神圣不可侵犯。当连绵的秋雨包裹了整个秋天,一场更大的灾难席卷了全国。唐山大地震了,整个中国摇晃了,国人再次沉浸在巨大的悲悯中。我们住在玉米杆搭起的防震棚。白天,大人们忙碌着田里的庄稼,孩子们不用去上学,不用为吃喝发愁,我们欢乐着、疯狂着。学校停课已经一个多月了,我们围着防震棚捉迷藏,天天像过节。无论谁家有好吃的,都有孩子们的份。因为地震,人们变得善良和大度了。我去同学家的防震棚,他母亲将一颗苹果切开,分给我们一人一半。之前我去他家,他母亲将一只刚要递出的苹果慌忙藏在身后。这种记忆是酸楚的,也是温馨和甜蜜的。

前一年春天,我穿着白色绸缎的衫裤,扎红绸带,扭大秧歌,去镇街迎接红宝书。镇子叫细柳镇,是周亚夫屯军的地方。镇街中心有一所中学,是古庙改建的,庙叫府君庙,唐朝就有了。庙宇建筑高贵典雅、雍容大方,我打小就喜欢。每次随母亲赶集,总要站在大殿前,看廊柱攀龙附凤,看屋脊上从飞檐向中心依次排列的各种雕刻精细的动物,有公鸡、大象、猴子、狮子之类,还有不认识的动物。小学毕业,我考上这所中学,与它们朝夕相处。可惜,前几年,翻修校舍,拆去了古典建筑,盖起了几栋高楼。我在散文《我与府君庙》中写到:“府君庙已经成为我生活空间的一部分,记忆着我过往的生活世界,它几乎构成了我早年的精神传记。它独特的格局、它自然的心性、它独立的品质,已经不自觉地渗透到我生活空间的每一部分和每一个细节当中。”拆去府君庙,我便和它没了干系,我曾经留下足迹的角角落落,找不到去向,从此,没了我值得说起的曾经。

那天,我们在欢快地锣鼓声中,一路上蹦蹦跳跳。我不知道红宝书是什么?班主任老师很神秘,临出发的时候,他神情激昂,口吐飞沫。他说的什么,我没记住,唯一清楚的是,这次任务很神圣、很严肃、很光荣。到了细柳镇,镇街已是人山人海。各个学校、村子,都派了秧歌队,扭成舞蹈的海洋。我们只好跟随在长长的队伍后面,舞着,扭着,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着我,让我不能停歇。我看到二蛋一手摇着绸带,一手扶腰,显出疲惫的样子。我看了二蛋一眼,二蛋急忙又扭动了起来,他一时惶急,没有踩上鼓点,踩在别人的绸带上,两人同时摔倒了。要是在平日,必然引起哄堂大笑,那天,没有一个人笑,大家只是愣了愣神,继续往前舞动着,欢呼着,像朝圣的信众,兴奋而肃穆。

 

 

一夜春风荡漾。然而,1977年,像一把刀子,扎在我的神经上。大姐在石砭峪水库工地务工,她认识了当地一个老乡的女儿,她们结拜为姐妹,我也叫她姐姐。大姐要参加高考,从工地回来复习功课。姐姐来我家,带了猕猴桃,核桃,还有野葡萄。整整一筐的水果,我还是第一次见,我眼馋、稀罕。山里人实在,那样满满一筐,不知道卖多少钱。姐姐来的时候,大姐去西安城里走亲戚,顺便打听高考的事。大姐刚出门,姐姐就到了。姐姐来过信,说是要来我家。当时通讯和交通不发达,一封信从山里走出来,还是在姐姐住在我家,玩了两天后才收到。我骑单车追赶大姐,直到桥梓口西夏家十字,我才追上了她。这中间,我骑车撞了人,是一位老师傅,或许是干部,因为他穿中山装。在那个年代,中山装是干部的标志。好在老师傅看到我还是个孩子,只警告我以后骑车子注意安全。他拍了拍蹭脏的裤子,让我走了。我很感激他,至今,那位师傅的样子,我还隐约记得。诗人周公度说他留在西安的理由很简单,是因为骑单车双手撒把,闯了红灯,在十字路口被警察拦了下来。警察没有训他,只是用力扯车把手。没扯下来,警察拍了拍手说,太紧了。他正纳闷,警察继续说,你既然不用车把,我给你摘下来。周公度扑哧乐了,警察也乐了,说,以后注意啊,就放行了。公度说,就这么简单的事,让他喜欢上了西安。他说,西安这地方好玩,连警察都有趣。

那年,大姐考中了,大哥考中了,全家人处于极度兴奋中。极度的狂欢,导致了极大的苦痛和失重感。大姐和大哥双双没有通过政审关,大学的门,向他们紧闭着。后来读叶挺的《囚歌》,有两句诗,表达情绪最恰如其分: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,为人进出的门紧闭着。我时常背这首诗,以此来泄私愤。对于一个长久被压抑的少年来说,唯一能表达情绪的,只剩下辱骂了。大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三天三夜不出门。母亲担心大姐想不开,寻短见,蹲在窗外,听动静。母亲听到的只是大姐在低声啜泣。除了啜泣,除了唉声叹气,除了压抑的不满,一个饱受欺凌、饱受屈辱的家庭,在这个时候,还能有什么办法呢?第四天,大姐突然打开门,走了出来。大姐像换了一个人,双眼红肿、凹陷,人几乎站不稳。大姐没说什么,扛起锄头下地了。我没有搞懂,母亲没有搞懂。父亲粗心,还说,应该拿铁锨,而不是锄头。母亲背过大姐,用眼睛狠狠地剜了父亲一眼,用手指点着父亲,像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大哥照样吃、照样喝、照样睡,像没事人。当我经历了更多委屈,还要强作欢颜的时候,才真正明白了大哥内心的苦痛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大姐明晰而透亮。大姐仅仅大我八岁,却像大人一样,照顾我。时间回溯到1974年,那年我八岁。在秋天狭长的甬道尽头,我看见越来越多的火红的叶子,正在飞落,一片落下来,又一片落下来,直至一棵树成为了无生趣的、赤裸裸的枯枝。孩子毕竟是孩子,无事可干的时候,自己找事打发时日。我捡拾各种各样的树叶,用竹签串起来,像一挂鞭炮。那个年月,没什么玩耍的工具,孩子们只能自己找乐子。我正玩呢,肚子突然疼,疼得揪心裂肺。母亲央大姐送我进城,去大医院看病。大姐骑着自行车,那是一辆除了铃不响,浑身都响的二八自行车,一路上颠簸得“哐当哐当”,颠得我肚子像是用棍子搅。我骂大姐,大姐停下来,给我揉肚子。就这样,走走停停,终于到了省医院,我肚子奇迹般不疼了。大姐问我,不疼了。我说,不疼了。大姐又问,真的。我说,真的。大姐搂着我,委屈地哭了。

 

 

1986年,我坐着马车进入省城。那年,接到录取通知书,我高兴不起来。父母把我养育成人,一心希望我考一个像样的大学,而我却不能令二老宽心。至今还羞于向人提起的学校,使我面对父母,有更多愧疚。那时,我们村子还没有通公交车,入学报到的时候,我是坐着马车进城的。我们村子有人赶马车进城拉污水,在田边挖一个大坑,蓄起来,沤成肥,灌溉农田。我就是坐着拉污水的马车离开长安的。

凌晨4点,污水车看着星月赶路,在黎明之前,必须越过未央路十字,像是经历一场战争,需要在某一时刻,越过封锁线。要是晚了,这段路禁止马车通行。九月天,天晴明透亮,星月安闲而和睦,光线柔和安谧。那天,月光似乎被玉米田滤过一样,镇定、温馨,丝绸一般,被清风拍荡着。只是黎明前的黑暗,让玉米地沉浸在灰褐色的剪影里,此时的星月更多了几分清明和神秘。到西安制药厂十字,马车继续往北,到白家口。我只能到这里下来,往东走。下了马车,我一路走着,一路打问我要去报到的学校。那天,我穿着母亲新买的衬衣、袜子、内衣和牛仔裤,背包装得胀鼓鼓的,还有一床被褥,扎成四方状,就像一包包装齐整的大点心。对一个吃苦的农村孩子来说,这些行李不算太重。我想尝尝,背着这么多行李,走在真正的古都清晨的街道上,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此前,能走在城市晨昏的马路上,是我这样一个乡下孩子的奢侈,但却是城市孩子的特权。我已经成为一个城里人了,当我到镇粮食所开出我的粮油关系,再到镇派出所开出我的户籍关系,那个戴老花镜的民警,从圆而厚的镜片后面,挑出眼睛,对我笑了笑,说,给,你现在已经不是农村人了。不是农村人,我是什么人?城里人,我至今不认可。既然我已不是农村人,我就要享受一下城市的特权,我甚至想在马路中央撒泡尿。那时年轻,有这奇怪的想法不稀奇。起初走起来,感觉满好。但走着走着,这行李好像灌了铅,越走越重,越走越勒得胳膊酸疼,双肩发麻。那时我过于单薄消瘦,沉重的包裹压得我甚至直不起腰来,双胛骨,硬硬的,被褥的打包绳勒着,像要嵌在肉里,勒在骨骼上。我只好改坐公交车,我问清了路,就上了101路电车。当时,西安满大街跑着无轨电车。上车的时候,有人告诉我坐几站路下车,每停一次,就是一站。我就数停的次数,数够了下来,却不知到了哪里。我真切地感受到,在这偌大的省城,我是多么渺小。单调得令人厌倦的情绪,缓缓地闪过发际,犹如暗灰色天空的云团,滚滚而去。秋日的燥热逼迫得人有些窒息。十字街头,犹如一股旋风刮过醉酒的欢笑和艳色的裙裾。商场里传出病态的、受创伤的欢乐,有些言不由衷,但那绯红的脸蛋和猩红的唇印,烘托出狂浪的笑,而眼中映照出的却是一座了无生气、跌跌撞撞的城市。热风从拥挤的街道,无法穿堂而过,只能在汗味的、熏臭的缝隙,找出小小的落脚之处,然后,寻找新的出口,磕磕绊绊地从一个街道跌入另一个街道,仿佛一个误入戏院的过客,怎么也无法找到突围的路径。

站在宽阔的街道,我茫然无措,像只无头苍蝇,乱撞乱飞。从清早一直到中午,我还没有找到录取通知书上所写的地址和校名。我又急又饿,汗水黏湿了衣衫,肚子呱呱乱叫。我蹩进一家岐山面馆,要了一碗哨子面和一个肉夹馍。一个人饥肠辘辘的时候,最家常的东西,才是最提神的。付账的时候,我向店老板问路,才知道下错了站。我纳闷,我数清了啊,老板说,再坐几站就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我单纯得竟然不知道,遇到红绿灯,车照样停。现在想想,那时的我多么幼稚,一个从乡村走出的孩子,多么土头土脑。

出面馆,一注秋雨兜头而下。秋天的雨,说来就来,一碗面的功夫,稀里哗啦湿了地,也透亮了我的心情。毕竟有了方向。人一旦有了方向,便有了奔头。之后,我时常走两站路,去那家面馆。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,她的强悍和泼辣十分深刻。她操一口地道的西府腔,说话干脆利落。我去的多了,与老板娘也熟悉了。只要老远看见我,她就喊伙计端面,夹馍,还喊,多来点肉汁。我没有向她提起问路的事,那是我心中的一个疙瘩,化不开。

过了一个暑假,我再去那家面馆,门锁着,旁边贴一告示:家有急事,低价转让。我不由一懔,老板娘家出了什么事,需要低价转让铺面?我和她没什么关系,我为什么会心存担忧?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方式,往往来源于他生活的环境和经历。比如说,我自小生活在被欺辱的环境中,我对弱者抱有潜在的同情。

有一家红木家具店,租赁我们学校的门面房。老板很有势,开一辆奔驰,总是飕一下划过眼前,像一道闪电。那个年代,奔驰就是财富的标签,是耍大牌的资本。有一天,他在店门前倒车的时候,撞了两个校友。一个虽然抢救了下来,但终生残疾。另外一个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我从店门前经过的时候,只看到地面上两摊未干的血迹,还有警察用白灰涂出的两个扭曲的人形。过了几天,店门上贴出告示:家有急事,低价转让。

同样内容的告示,让我自然对已知的事实和未知的事实之间产生联想。这同样是一种经历的暗示,环境的暗示。有一段时间,我忙于各种事物,没和朋友们联系,也未更新博客。一位朋友打来电话,问我没事吧?她其实是带着关切的问候,“事”字却让我很是不快。正好,一件不愉快的事,缠绕着我。我反问,你觉得我应该有事吗?一句话,噎得对方半天没缓过劲来。

 

 

冬日的早晨,水一般澄澈的阳光,穿透窗玻璃,扑向淡蓝色的床单,奢华而张扬。嫩绿色的紫萝窗纱,浸透在阳光里,整个卧室弥漫着浓浓的、暖暖的浪漫和温馨。我站在窗前的阳光里,望着远处车来人往。阳台上的雏菊,还剩最后一朵,向冬日逞强。

一切都显得透亮,澄明,也有些妩媚,像是青春张扬在温暖的阳光里。轮滑少年,从眼前滑过,像是一阵风,迅疾而跳荡。还有,对面窗缝里挤出来的钢琴声,是《渴望》的旋律。我端起茶几上的咖啡杯,有浓浓的咖啡香。这怎么可能,到底是什么年代,一切都好像就在眼前,又那么遥远。窗棂呈现出灰白的影子,依稀能辨别出家具的摆设,简净而寥落。在半明半暗的影子里,一切显得安静、寂寞。生活虽然没有被磨砺损伤,但清楚额头已多了几道沧桑。钟摆发出迟缓的、一成不变的滴答声,仿佛老人微弱的喘息,空寂、落寞。

或许,这是1989年的夏天。我拿着派遣证,要去我工作的单位。那天,刮着大风,一场莫名其妙的风暴,吹着我单薄的身躯。我似乎迷了路,荒芜的小径杂草丛生,还有障碍物和飞扬的尘灰。我看到自己如疾风过后的枝叶,嗖嗖落下,一片一片,轻飘飘的。鞋带松脱了,在我弯腰系鞋带的瞬间,一声压抑的尖叫,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响以及哗啦散开的玻璃渣,像晶亮的碎银散落一地。我脑袋“嗡”地一声,像电流激过,我瞪大了惊愕的双眼,心底抽出一口冷气。我经过的酒店,一块窗玻璃悬空落下,几乎从我的发梢过。要不是我低头,或者往前多走半步,我无法想象,迅速滑落的玻璃,撞上我脆弱的脑门将是什么样的结果。还有一次险情发生在我十岁的时候。一场暴雨,河水暴涨。只有河水暴涨的时候,才有浮力,我们才去河里游泳。等我们脱光了衣服,赤条条站在桥头,那湍急的水流,翻动的波涛,让我们却步了,谁也不敢往前移动。突然,谁推了我一把,我只感到自己瞬间悬空,栽下河水,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,我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有一个伙伴,跟我玩耍,将我推入水中。我毫无防备,头先下去,撞在一块石头上。这是一块不规则的石头,棱角分明。好在河水暴涨,有了水的阻力,减缓了我撞向石头的力。即使这样,我的后脑勺开了半寸长的口子,迷迷糊糊漂浮在水中。一个过路人救了我,母亲哭喊着急忙送我到医院,缝了几针,至今隐藏在后脑的伤疤偶尔还会发痒,阴雨天,隐隐作痛。事后回想,要是水再浅那么半尺,以我幼小的头去撞巨石,简直就是以卵击石。也许是天意,也许是巧合。我相信天命,命该如此,或者说,命不该如此。

我人生中的这些小插曲,像一挂串珠,存在我的记忆中,时不时撩拨我思想的触觉。每每想起,总有些后怕,更多的时候,我心怀庆幸。我迷恋蓝天的高度,它更加接近我内心的向往。抬头望天,一个人发呆。人在做,天在看,上天不薄于我。在小河岸,我会坐下来,或者,沿着河堤,一个人静静地走,内心就有一种释然,一种无从有过的归宿感和虚无的力量。

 

 

乡村的回溯,从路开始。20111月,我踏上飞往古蜀都的航班。到了成都,对家的念想,具体到家人的身体。清明节放假,我回了一趟长安。记忆中熟悉的场景,突然变得陌生了、新鲜了。

我的目光完全可以自由选择,城市和乡村都在视野之内。越过一条脏污不堪的小河,眼前展开的是城市的喧嚣。站在河岸这边,我依然享受乡村的宁静和鸡犬之声。楼宇一座紧挨一座,在灿然的阳光下,向天空呼出神秘的气息。道边的美人蕉,还有不知名的花木,向周边倾情地释放出花香。回忆像古寺的钟声,从青春岁月向我传来。我的情绪被浓郁的花香,簇拥着,推向了极致。我向一座城市道别,像当年告别老屋一样,有着牵肠挂肚,有着寸断肝肠。心就像被掏空一般,再重的拳头,只是击打在绵软的面团上。

那天,刚一回家,发现厕所水管漏水,泄洪一样。给物业水电工打电话,告知下午过来。下午再打,却说第二天。第二天再等,还是没来,晚上打电话干脆不接。早晨五点,我再打,接了,说是中午过来。我的确生气,打通后,只问他什么时间来,他说今天。我说具体的,他说中午。

其实,我原打算给物业经理打电话的,物业经理和我有点私交,只要一个电话,他必然受到重罚。我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,毕竟我在外地工作,物业上的事,还需要多关照。生活中有许多事情,我们不得不委屈了自己,不得不忍着。我给二姐打电话,让她帮我找人修。二姐做防水处理生意,在这方面有关系。我在家排行最小,虽然人到中年,但在内心对两个姐姐的依赖很重。大事我能帮他们一起决断,家务事、琐碎事,我不知道怎么下手,总要找她们。不到十分钟,二姐来电话,说是他找的人在路上,马上就到了。放下电话不久,二姐又来电话,说是大姐被出租车撞了。我头懵了,问怎么回事?二姐说,大姐去探望母亲,路上被出租车撞了。修好水管,我急忙下楼,坐上车直奔县医院。路上,外甥女打来电话,说是不用去了,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也要去。外甥女婿最近休假,听到大姐被车撞了,两口子急忙赶到医院。外甥女婿人品很好,但性格倔强。他要打肇事司机,吓得司机往后躲。我姐夫说问题不大,他才没动手。

带上片子去找医生。我同学在县医院,大姐不让找,说是正常检查吧,是什么就是什么。现在好多人没事还讹人一把,大姐总是这么善良,厚道,不与人争。前不久坐飞机,看报纸上说解放军帮扶摔倒老人,被强索3000元。现在社会道德沦丧,世风日下,已是见怪不怪了,何况医院有关系,找他们把问题写重点,多要点诊疗费未尝不可?我姐夫说,人要靠手挣钱,靠那点昧心钱,发不了。再说了,钱从这里进来,不知从哪里就出去了。这话不错,我做了多年财务经理,做事一个原则,不亏公家,不为难个人。我对会计说,在职工医药费报销上,既要坚持原则,还要多站在职工立场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

不知谁说过,人一心软,上帝就找事。大姐夫因为心软,丢了工作。大姐夫刚从部队复转回来,在某局保卫处工作。局长被隔离审查,家属哭哭啼啼想见一面。姐夫开始不同意,但看到家属哭得死去活来,就答应只准见几分钟面,不准说与案子有关的话。我姐夫守在跟前,检查了家属带的物品,没有任何其他夹带。这事被人写匿名信告了,大姐夫因此被开除了公职。之后,大姐夫什么都干过,门卫、清洁工、搬运工,脏活累活都能干。后来做生意,客户信任他,生意一直做得不错。我大姐夫总是一句话,靠坑蒙拐骗只能挣一时的钱,不能挣长远的钱。人最大的本钱,就是实在。

昨夜又做梦了,不愉快的梦。前天做过梦,让我的内心不爽。起来,对着床头啜三口唾液,心下便已坦然,这是老祖母教给我辟邪的方式。好久不做梦了,这次是怎么了?昨晚梦见一个小孩子,拿着一把蒲扇对我扇风,拼力扇,几乎使出吃奶的劲儿。祖母告诉我,梦见小孩,近期要遇小人。我一向与人为善,谁会背地里给我脚下垫砖?毕竟是梦,还是不管它为好,但心里的不爽,自然影响到我的情绪。有限的梦中,还有过丧葬,是白色的记忆。有人抬着棺木从黑洞般的郊野踉跄而来,我无法知晓那个黑洞是什么样子,我也无法走进,唯一呈现在梦中的是混沌的黑,混沌的人,连那些着白色孝服的人们、抬官的人们,脸上也是模糊的。我一身惊悸,醒转过来,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。

我知道,我被梦魇了。这种感觉,像是人的灵魂即将出窍,一切都在梦的掌控之中。我惊惧、恐慌,浑身黏黏的,汗珠在额头滚动,如爬动的蠕虫。我不敢翻身,甚至无力打开床头灯。黑夜带来的恐惧,让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。梦有时模糊,有时真切,恍恍惚惚似醒非醒,像中场休息,让意识继续流动,将尾声续完。有时,梦的触角撩拨得太紧,懵懵懂懂,毫无知觉,仿如惊鸿一瞥便已划过,不知了去向。更多的时候,我好像沉溺梦中,险象环生,无法逃离一个又一个的险境。我拼力挣扎着,挥舞着手臂,但梦却像一眼巨大的螺旋式的黑洞,我在无比强大的磁力中下坠、下坠,向黑洞的深渊跌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