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暗器 // 吕虎平

吕虎平(1973年~ ):陕西作家协会会员,西安市首批签约作家。现居成都。出版散文集《棉花》《吹进院墙的风》《散碎阳光》《篇十二》,诗集《镜与像》,长篇小说《单面人》等。作品收入《2010年中国散文年选》《稻草人的信仰》《九十九极》《九作家散文选》《中国散文名家散文精选》《我的恋爱》等多种选本。曾获西安市百名骨干艺术家荣誉称号、首届《手稿》散文奖、《十月》《延安文学》联合征文散文奖等。
TA的作品

[随笔] 《篇十二》后记

 

 

一直想踏踏实实写点文字。什么是踏踏实实的文字,这似乎又显得极其抽象。我所说的踏踏实实,是指写出与我自身以往不同的文字。对我而言,这也是一种挑战。已经娴熟了一种表达方式,要想突破,甚至背离自己,的确有一定难度。这么多年写下来,我一直在尝试着做着某些调整,力求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。说实在的,文字这东西,总是需要新的建构,哪怕呈现出微弱的亮光,也会彰显文字本身的力量。

完成这一组文字,有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有迷茫,也有敞亮。它们推动着我,有时踟蹰不前,有时又铺垫得绵密迟滞。从最初追求语言的华丽,到现在的回归本真和质朴,让我触摸到了拽着棉织品和拽着丝织品不同的质感和温热。让文字飞扬起来,需要写作者做好各方面的准备。 

我对所谓的思想,有着本能的警觉和抵制,就像身上捆着一团绳索,扯也扯不清,越理越乱。到了异乡,一切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开始松动了。我无法把自己放得那么高,无法思考我与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。甚至觉得,我们曾经用一生追求的东西,在悄然离我们而去。卡夫卡说:好像我在过着一种很活跃的社交生活,实际上,我的四周是寂静的,不过也从来没有太寂静。

 

得知父亲摔伤住院,我的内心是恐惧的,也是酸楚的。我怀疑父亲这次会不会就那么去了。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,所有属于他的零件,已经老化、锈钝、磨损,经不起折腾了。我远在他乡,不能守候在身边,我内火攻心,口腔溃疡,身上也出了不少斑点。到了成都,却没了写作的灵感,一片空白。父亲住院期间,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。与作家王渊平聊天,期间说到我的想法。作为长安老乡,王渊平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和兄长,他听了我的想法,很是赞成,还提出了一些建议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一气呵成,完成了《折腾》一文。发给黄海,黄海用了三个字没想到。并且推荐给由他主持的一家杂志的散文栏目。也许是因为两年来,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,这篇文字对我算是一种安慰吧。

我有时在想,作家是什么?作家其实就是裁缝。这个裁缝需要在生活中,或者在生活的夹缝中,捡拾常人认为无用的边角废料,把它们撺掇起来,裁剪成自己适合的服饰。起初写《青春祭》,原打算写一个系列,第一篇是青春侠义,第二篇是爱情岁月,第三篇就是现实生活的错综迷茫。完成了第一篇,却没了再写下去的冲动,留下一段遗憾,或者残缺。残缺的美,也许才是最美的。断臂维纳斯正是因为失去了双臂,才孕育了具有多种多样可能的生命之梦。一时的冲动,对写作来说是靠不住的。现实未必就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一面,他还有更复杂更深邃的一面。 

事情往往是这样,近观反而模糊,远离才会更清楚。远离故乡,让我对过往反而作了更多思考。一个写作者,只有心中装着故乡,才有可能超越故乡本身,才会得到神示的力量。远离故乡不是逃离,而是让思想回归人性的本质,回归原初、善良、纯净和活力。元旦前回长安。风很大,一场摇撼巨树的风,宣示了冬日的降临。乱云在枯涩的超过想象的老槐树的枝杈,像海浪的泡沫般涌出,苍凉,枯槁。到处都是难以抵御的寒冷,河堤、田垄、道边,一丛丛枯草,随着无限的风速抖动着。抬头望天,灰蒙蒙的,是一片令人生畏的庄严。母亲有慢性气管炎,每到冬日,她就咳嗽,无休止的咳嗽,歇斯底里的咳嗽,让我揪心。母亲年近八旬,她的身子骨已大不如前了,随着咳嗽,伴生性感冒,也会随之而来。在西安的时候,我会提前备好日常用药,送回老家。现在,我远在成都,这些事情只能交由两个姐姐了。到了成都,我怕在不适当的时间,接到家人的电话。什么时间适当,什么时间不适当,我没有仔细想过,只是,家人的电话,让我条件反射地牵挂父母的安康。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条件和方式,潜意识里受生活环境和阅历限制。自小生活在困顿的、受人欺辱的家庭,我担惊受怕,谨小慎微,内心里又有一种压抑的反叛和不屈不挠。 

春节回家,父亲的手术恢复得非常好,像是一场奇迹,让我惊喜。仅仅一个多月,竟然拄着拐杖,能下地走路了。今年,母亲奇迹般没有感冒和咳嗽。这让我的内心,升起了一道亮光,像是停驻在远天的一道霞光。十年前,父亲摔伤了右腿,在县医院做手术,本来手术还成功,刚刚好起来,父亲再次跌伤,在原位骨折,没能治好。父亲住院期间,主治医师说,父亲先前摔伤的那条腿,还有治愈的希望。我和大姐商量,等父亲左腿好了,再去医院,给父亲做手术,希望父亲能甩掉拐杖。说来说去,那时还是穷呀。父亲第二次摔伤,需要换股骨头。我刚刚买了房,手头紧吧得恨不得从牙缝里挤钱出来,实在拿不出高达十万元的手术费。现在想想,还是没能尽到儿女的孝心。为了父亲,我应该做什么?这是做儿女最应该清醒的地方。每次听歌曲《父亲》:这辈子做你的儿女/我没有做够/央求你呀下辈子/还做我的父亲这几句歌词,总让我泪流满面。

儿时的经历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,它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怀疑、惶恐和不安。我有时在想,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? 

有人受了苦,就把这苦当成了负担,更多的人会把负担变成包袱驮着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家里困顿。四合院的大房,从中间垒一堵墙。一半留给我家,另一半分给别人。粮食没收了,家人穿的衣衫没收了,被母亲藏在炕洞的钱也被搜出来了,埋在猪圈的金器银器也被挖出来了。我们家的生活彻底跌入深渊,陷入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顿。大多时候,我们家都是靠稀粥、红薯和酸菜充饥,至今,我怕吃红薯,怕喝玉米南瓜粥,怕吃酸菜。看到了,肠胃就本能的条件反射,一股酸水反刍而出。四十年代中期,一个逃跑的国民党壮丁,被追赶到我们村子的时候,被爷爷救下,藏在地窖里。七十年代中期,他带着儿子来看祖父。祖父早已作古,面对曾经富有、排场,如今已家徒四壁的房子,他跪在地窖边放声大哭。地窖旁有一株高大的椿树,一只寒鸦在枝杈间嘎嘎叫着。一个男人的悲戚,更让人揪心。第二天,他让儿子背了一袋白面,赶了十多里路,从户县老家送过来。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,我们家能顽强的生存着,一半是靠母亲的精打细算,另一半,是靠亲戚朋友的暗中接济。我家被抄没的时候,在城里工作的姨奶听说后,一夜白了头。她请假赶回乡间送来粮油,却被工作组再次没收了。那天,下着大雪,鹅毛大雪纷纷扬扬,好像带着世界上所有的忧伤。在我的生活中,有过几次惊险的遭际。我在《一个人的编年史》中写到:在我弯腰系鞋带的瞬间,一声压抑的尖叫,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声响以及哗啦散开的玻璃渣,像晶亮的碎银散落一地。我瞪大了惊愕的双眼,心底抽出一口冷气。我经过的酒店,一块窗玻璃悬空落下,几乎从我的发梢划过。要不是我低头,或者往前多走半步,我无法想象,迅速滑落的玻璃,撞上我脆弱的脑门将是什么样的结果。另外的一次惊险,没有写入文中。在我十岁左右,母亲为了多挣工分,夜晚去大集体的玉米地浇水。我陪母亲,也是给母亲壮胆。漆黑的夜,异常冷清。除了流水的声音,夹杂着蛐蛐的鸣叫,什么也听不到。我拎着马灯走在母亲前面,看着垄沟哗哗流淌的水。受水的冲蚀,地中央奇迹般陷落一个大坑。要不是母亲眼疾手快,我会随着陷落的泥浆,跌入深渊。母亲一只腿已滑下去,另外一只腿勾着玉米秆。此时,不知是我拽着母亲,还是母亲拽着我,我们母子俩就这样拽着。那是一个陷落的墓道,要是滑下去,不知是什么后果。不知是墓道的阴气,还是母亲受到了惊吓,第二天,母亲病了。对于某些事情,你也许擦肩而过,并不经意。但人生就是这样,命运也是这样,许多人、许多事也是这样,与你擦肩而过。它们像散碎的串珠,从身边一次次滑落。明天是今天新的开始。明天是不存在的,假如你一直在依靠明天,或者依赖明天的恩惠,那你的今天注定是虚无的。有时我想,人其实应该需要点主动精神,被动地接受,只能将苦难无限放大。人生最伟大的目标在于行动。劳作的汗水远比旁观者同情怜悯的泪水美丽。 

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问题,人的嘴巴是用来干什么的?除了吃饭和说话,到底还有什么用途?这个问题回答起来,看似简单,实际,问题的本身就是问题。知道的,人人都能回答,不能回答的,只能意会。比如有些人用它咬人,像疯狗一样,此时,嘴巴看似紧闭,其实,它的狠就在嘴唇紧闭间。还有,嘴巴也可成为哭泣的辅助,伤痛欲绝的时候,嘴巴是裂开的。咬紧牙关,往往是悲从心头生。 

我经常梦见自己在一条阴暗的巷子行走。云影和树影,掩盖了巷子的污秽。周围到处是被破坏的土坯房子,昏黄的光线透过树隙,打在土墙上。走了一段路,巷子会变得越来越狭窄。或者,一股黄泥汤,从身后滚滚而来。我拼命地跑啊,跑啊。突然间,就跑出了巷子,眼前是一片开阔地。记忆的画面在这个时候寂静地铺陈开来,脑海里充斥着散乱的思绪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原本属于我家的宅基地物归原主。拆除旧房的时候,窄逼的院落,飞扬着灰尘。土坯、砖瓦和锈蚀的木椽,散落一地。母亲站在院中央,望着天空,我看到两行泪水,在她的脸上滚动。 

我对端着架子的写作,保持高度警觉和怀疑。在云端,总是虚幻的、飘忽的。无意识的写作,也许才是最大的意识。只有身体向下,才能站得更为稳实。有谁好像说过,与科学相比,文学最大的用处,其实就是它的无用。我想,文学的重量和力度,应该隐藏在文字的背后,隐藏在生活的摩擦力和真挚的情感之中,通过对梦想的建构来解脱内心的焦虑、无助和孤独。在无意识的写作中,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,甚至拯救了人类精神的苦难和社会信仰的失落。当然,文学记录历史,与史学家记录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文学的历史是碎片的、随意的,甚至是反历史、反自我的,包含着作家的热爱和良知。我们通过李白的《将进酒》和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可以感知什么是盛唐气象,什么是社会衰败。我们通过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作品,能感知到资本主义社会血淋漓的现实。马克思评价席勒的作品,是时代的传声筒。一个有质感、有重量、有张力、有温热的作品,不仅仅是个体的文本,更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。 

维特根斯坦说,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。从纵深维度看,被词语指涉的领地就是被征服的文学的疆界。征服是军事战略的收官,未必就是战争的目的。同样,词语的指涉也是文学问题被最终呈现出来的方式。公元前47年,在欧洲和北非所向披靡的凯撒大帝剑指西亚,并用最为精简、最为急促有力的拉丁文语词,向世界宣示他的雄心和野心:我来到,我看到,我征服。如果说,凯撒的捷报,暗示了军事家的权力核心。那么,语言的指涉,则是一个作家试图勾勒出文本的话语核心。诗人欧阳江河在《玻璃工厂》中说:我来了,我看见了,我说出。诗人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胸襟,一个诗人的情怀,将凯撒的我征服演绎为我说出。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,诗人的说出,是文字的力量,对这个社会的另外一种征服 。无独有偶,在笛福的长篇小说《鲁宾逊漂流记》中,当主人公为凌乱的岛屿赋予某种秩序的时候,他为这种行为的福音感到自信和自豪:这是我的工作,我在执行,在创造。然而,他发现了海滩上出现的赤脚足迹,这种全然陌生之物,将他彻底抛入恐惧和噩梦之中,他由此承认在秩序井然的孤岛之外,存在着茫无边际的、绝对陌生的世界。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势必会认为那些陌生之物既然走过,便不会再来了。这也是现代学术及其权威体制成立的虚无前提。《篇十二》也许仅仅只是海滩上的一颗沙粒,放在那里,等待并迎接陌生人的足迹。 

整理这本册子的时候,正是冬日。蜀都阴湿寒冷,我的家乡正飘着大雪,严寒刺骨。父亲躺在老家的土炕上,母亲半夜起身,给炕洞填满锯末、秸秆,以保持土炕足够的温热。按照我的喜好,将这些文章排好序,并认认真真订正了许多章节和文字,窗外已是海棠初绽,梅花飘香。春天来了。太阳升起来了。春天不是一个遥远的存在,它是一个季节,它给予我们的一直是受用不尽的生命运动的永恒主题。在这个季节里,我们尽可以将过去所有岁月中的不幸与磨难抛到生命之后,重新赋予生命一种全新的意义。坐在电脑前,舒一口气,重新检点我的文字,我突然发现,写作是一件多么快意、多么酣畅的事情。当我在对自己文字做自我检点、自我剖析,感到自我惭愧的同时,这本册子,让我对写作更多了自信。毕飞宇是在国内唯一让我感动,或者说,契合了我阅读需求的作家。让我用毕飞宇的话作为我后记的结语:还是不要忙着惭愧,不要忙着自信。

是为记。